六十年交往漫忆

    跟唐先生接触，算起来已经60多年了。我1947年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正好是战后，武大从四川乐山复原到珞珈山。我入学的那一年，吴于廑先生新任历史系主任，唐先生则给我们讲“中国通史”课。通史课一般应该从古代讲起，可唐先生是从宋代开始的。唐先生另外开了一门“魏晋南北朝史”，是断代史。所以我进大学学习中国史，第一位中国史的老师就是唐长孺先生。但我在武大时间不长，两年后转到北京大学。在武大正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没能好好跟唐先生读书。

    后来在北京，跟唐先生有机会在一块儿工作，向他学习，主要有两段时间。一段是1960年代初，历史所组织编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唐先生应邀参加，负责审定和修改魏晋南北朝隋唐段。当时集中在西颐宾馆的北馆，我们受到唐先生关于隋唐史的指教，学到不少的东西。另一段是1970年代末，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期间，我曾经在后期参加过一段，在故宫城隍庙。在此之前，唐先生参加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标点，一直在北京，跟陈仲安先生一起，住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上的宿舍，生活方面不太方便，有胃病，身体不太好。“北朝四史”标点工作结束后，唐先生又转向吐鲁番文书整理。当时唐先生已是70岁的老人了，每天要到城隍庙上班，吃食堂，食堂很远，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就在办公桌上躺一下，或者用几张靠背椅拼起来躺在上面，生活非常艰苦。在吐鲁番文书整理过程中，唐先生很费心思。整理小组的同志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新疆来的同志。过去大家没做过这个工作，很多人不熟悉，特别是在历史文献方面，都是唐先生手把手教大家。当时由文物局安排专人为整理小组借书，需要什么书，都由他到北京图书馆等地借来，只要是需要的资料，唐先生都不放过，都要求找到查阅。唐先生治学的严谨和对工作的负责，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随时可以感觉到，大家都深受感动。

    我尽管在武汉大学听过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但那时候我只是大一的学生，并不太了解，加上唐先生乡音比较重，听起来不太习惯，接受得很少。所以我对唐先生的了解主要是在1950年代以后，逐渐加深。我记得当时《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刚刚出版，其中有一篇是《晋书赵至传中所见曹魏士家制度》，论文并不算太长，但是这篇论文反映了唐先生小中见大的特点，通过《赵至传》，把士家制度讲得非常详细，几乎对《晋书·赵至传》中的每句话都作了分析，好像把一根甘蔗的汁全部榨出来，干干净净。这是唐先生读史的透彻，自己想学很难学。

    当时因为教学的需要，学校让我编《中国通史》的参考资料，主要选择一些论文供学生阅读。唐代部分，我们选了唐先生在1949年前发表的《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这篇文章对我很有启发，但在唐先生出版的几本书里都没有收。后来我遇见唐先生，唐先生跟我讲，他当时不知道，如果知道要选这一篇，会阻止不让我们选。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写这篇东西比较仓促，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人做了更好的工作。当时他特别提到日本的菊池英夫，是研究中国唐代兵志的学者，很有成就。

    唐先生为人非常谦虚，很尊重别人，特别是在同行之间，当然别人也很尊重唐先生。我记得在中国唐史学会筹备期间，要推选会长，当时大家都推唐先生，众望所归。唐先生不肯担任这个会长，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唐先生才同意，但要求会址设在西安。唐先生一直主张唐史学会由西安唐史学者来办，因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后妥协的结果，唐先生做会长，西安的史念海先生做常务副会长，武大的陈仲安和陕西师大的黄永年先生同任秘书长。唐先生的谦逊，还有一个例子。1978年秋，余英时先生带着美国的第一个学术代表团到北京访问，余先生代表《剑桥中国史》的编委会请唐先生撰写魏晋南北朝史部分，唐先生婉拒。我想余英时先生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剑桥中国史》编委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