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和阿维洛娃

    契诃夫结识他的崇拜者阿维洛娃是在1889年，当时他29岁，她24岁。阿维洛娃自幼爱好文学，很早就写诗和散文。她读过许多书，少女时代便景仰契诃夫。他的每一篇小说都使她着迷，当读完《苦恼》（1886）后，她为主人公姚纳伤心地哭了。她被文学的魔力所折服，渴望当一名作家。然而同所有普通姑娘的命运一样，她出嫁了。丈夫不喜欢文学，瞧不起作家，对妻子的写作总是冷嘲热讽。不久有了孩子，她的作家梦就更难以实现。    

    契诃夫是在阿维洛娃的姐夫、《彼得堡日报》主编胡杰科夫家里遇到她的。他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愉快。阿维洛娃为见到心中偶像兴奋不已。她脸色红润，充满青春活力。契诃夫把她当成小姑娘，揪着她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笑道：“这样的辫子我还没见过呢！”

    当阿维洛娃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快满周岁的男孩时，契诃夫不免有点吃惊。

    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后，阿维洛娃心中便燃起一束照亮她整个精神世界的火光。但回到家里，丈夫朝她发脾气，她心头的火光一下子便熄灭了，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三年过去了，契诃夫和阿维洛娃一直没再见面。三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契诃夫进入创作的成熟时期，阿维洛娃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开始发表小说，作家梦逐渐实现。    

    一次晚会，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不期而遇，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度过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夜晚。当阿维洛娃回到家，丈夫正怒不可遏，他已听到一些流言蜚语。 

    阿维洛娃遵照契诃夫的嘱咐，将自己的习作一一寄给他，他常常坦率地提出意见：“您没在文字上下功夫，而这是应当反复推敲的——艺术也就在这儿了。您得删去多余的字，清除句子里的‘鉴于’和‘借助于’之类的词。一定要注意语言的音乐性。”“花一年时间写部长篇小说，修改半年，再拿去出版。您很少修饰自己的作品，女作家不该如此，而应在纸上刺绣，慢工出细活。”

    两人开始通信，某种不同一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悄然萌生。

    阿维洛娃坠入了爱河，在感情的波澜中受着煎熬。走投无路中她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到首饰店订购了一个表链的坠子，做成书形，一面刻着：“契诃夫小说集”，另一面刻着：“267页6—7行”。按照这页数和行数在契诃夫小说集里找到的句子是：“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这是契诃夫小说《邻居》（1892）里的话。阿维洛娃觉得这句话恰好凝结着自己对契诃夫的一片痴情，便借用它向所爱的人吐露肺腑之言。    

    表坠做好后，她在盒子上写下首饰店的地址寄给契诃夫，但没敢留下她的名字，这样做为的是好让自己有个退身之地。因为她明白她的生命不属于自己一个人，她还有三个孩子……对此她感到透心彻骨的痛楚。    

    寄出表坠后她惴惴不安，而契诃夫始终没有来信。    

    在一次假面舞会上，阿维洛娃巧遇契诃夫。她身穿黑舞裙，戴着假面具，嘴里含着个核桃，为的是改变嗓音，她以为契诃夫不会认出她来。契诃夫告诉她，他的新剧本《海鸥》（1896）快要首演了，请她务必去看，并特别嘱咐道：“我要在戏里回答你，你一定要仔细听！别忘啦！”    

    “你怎能从舞台上回答我？”她大惑不解，“你回答我什么？我又怎么知道哪些话是对我说的？”    

    “你会知道的！”契诃夫微笑着说。    

    大厅里奏起醉人的舞曲，阿维洛娃靠着契诃夫的肩膀觉得幸福极了，头微微发晕，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借着假面的伪装，她终于大胆说出；“我爱你！”    

    “你在逗人，假面人！”契诃夫笑了。    

    舞会结束，阿维洛娃始终不知道契诃夫是否认出了自己。

    阿维洛娃焦急等待《海鸥》的首场演出。那一天终于到来，她坐在剧场里心情十分紧张。演员的每一句台词她都聚精会神地听，但什么也没听出来。戏已演了一半，她很失望，暗自思忖，假面舞会上契诃夫并没认出她来，说在舞台上回答自己，恐怕只是句玩笑话。

    就在此刻，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女主角尼娜上场，同恋人特里哥利告别，送给他一个书形的项饰。她告诉他，项饰的一面刻着他的书名，另一面刻着页数和行数。尼娜走后，特里哥利看着项饰念道：“121页11—12行。”他念了两遍，然后拿来自己的作品，翻到那页找到那两行，念道：“如果你一旦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把它拿去吧！”    

    从尼娜上场拿出项饰那一刻起，阿维洛娃的头便嗡一声响了起来。她呆了，心怦怦跳，脸火辣辣地发烧……但不管怎么激动，她还是把那两个数字牢牢记住：“121页11—12行。”    

    “这就是他的回答！”阿维洛娃明白了。    

    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用颤抖的双手翻开自己那本小说集，找到12l页11—12行，读到的是：“年轻姑娘不应参加假面舞会。”这完全是契诃夫式的回答！ 

    契诃夫把自己生活里发生的事写到剧中，并通过舞台巧妙地回答了阿维洛娃，示意她要冷静与理智。

    1897年春，契诃夫突然大量吐血，被送进医院。阿维洛娃得知后十分焦急，到医院再三恳求才被准许看望病人三分钟。契诃夫托她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取小说《农民》（1897）的校样。在离开编辑部回家的路上，她碰到正在新圣女修道院外散步的托尔斯泰，她把契诃夫的病情告诉了他。第二天，托尔斯泰便去探望契诃夫。

    契诃夫同阿维洛娃之间的感情纠葛，在他的小说《关于爱情》（1898）中有所反映。阿维洛娃一看见小说题目就预感到同自己有关。小说主人公爱上了朋友的妻子，他“不断地问自己，万一我们没有力量制止自己的感情，将造成什么后果？我不敢相信这种温柔忧郁的爱会一下子把她丈夫、她孩子和他们全家的宁静生活粗暴地毁掉”。读毕小说，阿维洛娃禁不住伏案饮泣，书页上留下斑斑泪痕。她为自己破灭了的爱之梦而悲伤。 

    就在那一年，出版商马尔克斯要求购买契诃夫的著作版权，契诃夫写信托阿维洛娃找人把他以前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的小说都抄下来。这使阿维洛娃非常快乐——能为契诃夫做点事是多么幸福！在她的努力下，抄写任务顺利完成。

    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是1899年春。阿维洛娃带着孩子乘火车回彼得堡路过莫斯科，在这里换车停留两个多小时。契诃夫知道后到车站看望她和孩子们。他发现阿维洛娃穿的是夹大衣：“您带厚大衣没有？天气很冷啊！我马上写条子，让妹妹把她的大衣送来！”    

    阿维洛娃费尽口舌才打消他这个念头。他又说：“您若冻病了就给我打电报，我来给您治病，要知道我是个好医生。”    

    “欢迎您来做客，而不是看病。”    

    “咱们相识已经10年了，10年，那时咱们都年轻。”契诃夫无限感慨。    

    “难道咱们现在老了吗？”阿维洛娃问道。    

    “您还年轻，而我比老还要糟糕……我被疾病缠得失去了自由。”他悲伤地说。这时火车铃声响起。   

    “哪怕您生病，我也不来了。”契诃夫又开起玩笑，“我是个好医生，而我的诊费很贵，您出不起……看来今后咱们不会再见面啦。”他和孩子们告別，同阿维洛娃握了握手就下车了。火车慢慢开动，阿维洛娃从车窗见他的身影掠过，但他没回头。  

    他们果然没再见面。契诃夫在1900年给阿维洛娃的信中写道：“祝您万事如意，最重要的是盼您快活，不要把生活看得这么复杂，实际上生活恐怕要简单得多。”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境，劝这位同自己有过不同寻常感情的女友要豁达开朗。   

    火车站见面后五年，契诃夫病逝，年仅44岁。阿维洛娃则活到77岁。去世五年后她的回忆录发表，写得具有女性作家所特有的优美细腻。经考证核实，文章内容在时间、地点、事件上都很准确，看来比较可信。唯独契诃夫的妹妹玛丽雅断然否定哥哥对阿维洛娃曾产生过某种感情的说法，认为这只是女作家的自作多情和丰富想象而已。其实玛丽雅为哥哥袒护是多余的。即使契诃夫对阿维洛娃有过爱情，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这丝毫无损于一位伟大作家的形象，反而更能真实展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后人还可以从契诃夫这段经历中发现他一些作品的创作背景、生活原型。这类史实对研究作家及其作品都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