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遇见”《教育诗》

    我大致是共和国同龄人，开始读长篇小说时正在小学二、三年级读书，起因是偶然听到了在电台连播的《林海雪原》。推算起来，那应该正是全民轰轰烈烈“大跃进”的年月。大约因为尚属稚幼，我没怎么参与炼钢铁、除“四害”之类社会活动，却一步超越听童话看小人书，跨入啃大部头的“历史新时代”。不过，当时以及之后许多年，我只读中国和苏联的“革命文学”。

    其中有一部书现在不大有人提起了，即苏联作家马卡连柯(1888-1939)的《教育诗》。在苏维埃国家初创、百废待兴之际，在内战留下的遍地瓦砾上，在与官僚机构的抗争和缠磨中，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教育工作者率领若干浪迹街头的小流氓混混从巴掌和斗殴开始建设新生活。多么传奇！多么激动人心！我不知道那本书究竟算回忆录还是虚构作品。但是少年的我被深深打动，也本能地懂得：那麦浪上弹跳的笑语和随着汗珠滚动的集体劳动的欢乐不可能仅仅是书斋中的幻象。这本书和我1960年代中期学生生活中最阳光最焕发的努力融为一体，多年来沉积于心底，再未触动过。

    1966年对于整个国家和普通中学生的阅读生活都是个分水岭。那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统统被扣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批判和查禁。反讽的是，正是这封杀使我开始阅读西欧古典小说，邂逅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的另一本书，即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6）的《傲慢与偏见》。

    生活和历史都很吊诡。

    事情和我母亲有点关系。1958年前后她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因为个人爱好，她选择进了离科学最遥远的文学研究所。结果是她认识了一批著名文化人，也使我们家里有了不少西方名著译本，即使经过文革抄家，剩余仍然很多。由于父亲黄克诚是被钦点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要员， 运动初期不仅母亲挨斗进了“牛棚”，我也遭到同学们猛烈指责围攻，并因为这番触礁经历而渐渐搁浅在“革命”的边缘。当逍遥派，生活中就有了乱翻书的节目。记得从母亲的书堆中拎出阅读的第一本西方小说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记述了与奥斯丁深度接触的过程：

    有一天我读了王科一先生翻译的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女作家奥斯丁幽默、轻快的语言打动了我，我意识到原文一定更精彩，觉得要读一读原著才过瘾。从当时初中学生的外语水平以及文化革命的社会氛围来看，这实在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不过，我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即现在的北师大实验中学）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自己又因受兄长影响从初一就开始读英语简易读物，因而对洋书的恐惧不那么强烈。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那时我有太多的空闲时间……这样，在一段时间里我竟被这个念头纠缠住了。

    我开始盘算去哪里找书。不知学校图书馆有没有这本书。但不管有没有都绝对不能去。如果同学们发现你这个准反动分子想借外国的资产阶级小说，那还得了？于是我想到了北图。国家图书馆书最全，名著一定会有；而且那里谁都不认识我，即使他们不肯借我，也不至于出什么别的岔子……

    想必是反反复复掂量了一些时日。最后，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我捏着简陋的中学生学生证，忐忑不安地迈进了位于文津街的老北图。进门很顺利，并且没费什么力气就在西文目录里找到了我想要的书名书号。我飞快地填写好了借书条。但是，在把借书单交出的那一瞬，我又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那位严肃的女馆员会不会说这些外国书都被封存了？她会不会打量着我怀疑地追问：“你为什么要借这本书？！”我暗自拿定主意，若是见势不妙就立刻撒腿飞逃，决不跟他们罗嗦。

    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女馆员只扫了一眼我的书单，就一声不响地把它和别的单子一起送进了书库里面的什么地方。过了大约20分钟或半个小时，我要的书顺顺当当出来了。女馆员平静地把书交到了我手中。没有人多看我一眼，也没有人多看那本书一眼。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而它只是一本普通的书。

    如今，大约不会有人认为，对于任何读者或书籍，这种不被重视算是一种幸运或福份。但是当我捧着那本书走进大阅览室的时候，心情轻松得近于欢跃，确实只能用 “幸福”二字形容。

    阅览室高大而幽深，十分空旷。仅有三三五五的读者散落其中，各自占据一方小小的空间。桌椅都是暗色实木的，大约是从建馆时就有的器物吧，显得古旧而沉稳。带围圈的木椅很舒服，而宽阔的桌面使隔桌相对的人都不会觉得彼此干扰。目光向窗外掠去，印象里留下的是围廊外浓郁的绿荫。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小心地打开了那本32开小精装书。书已经不新，纸张有些发黄了。我尚不懂关注版本、编者或前言，只知径直去读故事。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便是奥斯丁那段在英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开场白：“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我在这充满反讽意味的幽默语句上盘桓了片刻，对那一两个认不得的单词迟疑地多瞧了几眼，然后就借助自己先前读译本得来的印象囫囵吞枣地朝前奔去了。

    这是我读英语原文著作的开始。

    在那个时段里，北图的正常运行似乎是个小小的奇迹。我没能坚持坐北图，但是那一天的尝试却具有象征意义。此后我几乎没有中断英语阅读，即使在数年下乡插队的艰苦劳动生活中。除了麦收时节每天要出工十几小时的日子以外，我不论多么乏累多么消沉，都坚持在煤油灯下（后来有了电灯）读书不少于20分钟。

    由于机缘凑巧，1970年代中我以不正规的方式在山西大学外语系修习了一年多英语，又因此得以在1978年直接报考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然后就不知轻重地带着这一点点十分Chinglish的游击装备到美国读英语文学博士去了。回想起来，时代巨变造成的这些人生跳跃实在过于“大写意”。

    如有的人说，对于我们这代人，“一切”都始于70年代。文化革命适得其反（或者也是“题中之义”？）促生了相当数量的地下读者群。他们突破禁区读书并思考中国的问题和命运，讨论的范围不仅涉及中外文学，也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等等。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也大致可以归于此类。不过，对我个人来说，思想的进一步拓展、深化发生在1980年代在美国读书期间。

    异乡氛围使我深切意识到与祖国的血肉联系。

    过去我一直自以为不喜欢中式戏剧和音乐。但是在那些日子里，不时有一段中国风旋律冷不丁在我这个乐盲心中荡起；朦胧夜色中几缕暗香会陡然将四合院的树影和花墙推到眼前；甚至田间劳作歇晌时斜倚过的那垅草畔都勾魂摄魄。或许，对于我们这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民族，“家乡”和“故园”具有安顿灵魂的形而上效用？

    留学生活不但给了我一些正规专业训练，也使我得以在更开阔的视野里重新省思国家命运和个人选择。与英语小说“厮混”数年，我意识到小说是求“美”的艺术，也是西方现代化先行国家中人们在历史变迁中应对种种社会、道德和精神困境的文化工具，是论辩“场所”和现场记录。既然中华民族百多年来已经被迫以惨烈革命和巨大动荡为代价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对西方小说的领会和考察便不可免是当今中国人摸索前行路的一个部分。

    在这种思想语境中，奥斯丁再次进入我的视野。我重读了她的全部作品并多少有些惊讶地目睹着20世纪末开启的一轮温度空前的奥斯丁热。如果说她的小说持续畅销并进入英语文学教学必读书单不算意外，她“窜红”于新媒体的盛况真有点让人瞠目。她的六部小说被密集地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或原汁原味，或推陈出新。电影版《理智与情感》得了大奖，早在1930年代就由名家拍过电影的《傲慢与偏见》则不甘落后地接连出了第二种BBC版本电视连续剧和新电影。进入新世纪这类“产品”仍源源不绝地面世，如传记片《成为简·奥斯丁》和电影《劝导》等等。人数众多的铁杆奥斯丁迷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文化“势力”。他们建起规模庞大书友会社，组织各类活动，在互联网上 “跑马圈地”，把与她相关的各种资料统统搬进电子空间并创设了纷繁的超文本链接系统。因为他们的存在，奥斯丁才变成影视红人，相关衍生产品才兴盛一时——有美国小镇妇女开写“奥斯丁探案系列”并斩获颇丰；戏拟《傲慢与偏见》的小说和电影《单身女人日记》（1996）让无名写手一炮而红；根据《爱玛》（Clueless，译名之一是《独领风骚》）攒出的青少年时尚电影着实小小地领了一回风骚。更令人惊异的是奥斯丁小姐在文化领域之外的战绩——据说，挂上她的名牌的寻常菜食价格翻番仍然卖得不错。远在中国，奥斯丁小说大都有多种译本同时出售，其中《傲慢与偏见》的译本多达二三十种。

    可以说，在当今这个行色匆匆的汽车和电脑的时代里，奥斯丁现象是一道引人注意的文化风景。人们难免诧异：这位不曾出嫁、从未出过远门、“生活平淡无奇”的家庭妇女何以会有如此“誉满全球”的一天？并非巧合，当代奥斯丁热正赶上西方种种新潮批评理念在各国大学校园和各文化领域中迅速传播。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族裔和性别研究及形形色色后结构主义思想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对奥斯丁的理解，有关她的研究著述如井喷涌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奥斯丁的“小”题材涉及到女性处境、婚姻和家庭的经济基础、不同人群间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和运行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直接参与了有关伦理和认识论的讨论。是的，若不是独到地探讨了现代商业社会的某些根本问题，若没有比较深厚的思想底蕴，她的作品又怎么可能仅凭一点小才情、小机智跨越两百年催生出雅俗共赏的火爆局面？

    近年，当婚姻选择成为巨变中的中国的焦点话题之一，当“宁嫁黄世仁，不嫁80后”、“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之类的择偶宣言引发了民间热议和经济、社会学者们的纷纷关注之时，我更恍然明白了，我们仍生活在奥斯丁的时代里，有关“嫁人”的思考的确是真问题、大问题，直指金钱冲击波面前的社会选择和道德选择。奥斯丁的价值不取决于她提供的答案保守还是激进、题材重大还是渺小，而首先在于其极为到位的问题意识。

    这应是她对于受众仍具有如此亲和力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各国各地有不同。在英国，追思昔日帝国崛起时代的怀旧情结或许在助推奥斯丁流传；在陆续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诸多大都市，由荧幕转呈的奥斯丁笔下英格兰乡村那一派青绿可能撩起无限的怅惘与神迷。

    奥斯丁故事那有点老套也有点戏弄的大团圆收局，包含对个人期求的温慎认可，也有再造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严肃构想。由于她拒绝无条件地给“自我”签发通行证，西方一些新派学者不时指责她“保守”。实际上，如果撇开一国一地狭隘的党派政治，仅就问题意识而言，很难说谁比奥斯丁更“进步”，更面向未来。因为，她质疑的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弊端。

    或多或少由于女性身份的限制，奥斯丁把对“问题”和“答案”的考察都限定在休谟所说的个体生活的“狭小范围以内”，让主人公的婚姻构成某种私人乌托邦，承担起重新缔造面临解体的人际关系纽带的历史重任。读者有充分理由无情盘诘这一愿景的局限性和可行性，或深入阐发她的小说在文体和内容上的自相矛盾。然而，寻得真正不同于奥斯丁设计并且具有生命力的替代答案却并非易事。

    大约是在思及这些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教育诗》。

    我想起了《教育诗》所记录或呈现的龙腾虎跃的生活共同体。奥斯丁做梦也想不到那样的生活。它来自另一个性别，来自很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思路迥异的另一种人类实践。近一个世纪之后回头看，那条路显然并不是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但是，诞生于那种尝试的作品中是否包含某些宝贵的文化因子，可以丰富、修订甚或“刷新”我们对奥斯丁问题的理解呢？

    如此，两本在时空和“血统”上均山隔水阻的书以作者们绝对想不到的方式在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中国人心里相遇了。这“会见”是非常私人也非常偶然的事。不过，其中是否也有某些不那么私人也不那么偶然的根由和意义？

    不少时候，人们坚守着拒绝放弃，只为了一个“或许”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