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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青文学的写作队伍中，王松是独特的。他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表达知青的绝望，“冰冷”、“尖锐”成了他的标签，其作品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恶。
但他本人又是如此的温和宽厚。他坦率地说，写作是灵魂深处的外泄。真正的好作家不应该在作品中欺骗别人和自己。
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在“走进红色岁月”之后，进入了一种迥然不同于以往的创作状态。在他的长篇小说《红》中，赣南地区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像一朵菊花的花瓣，一点一点地盛开，将那段红色岁月中沉默的普通民众的故事展示出来。他说：“苏区人民的英勇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文学工作者的想象。我应该将这些曾经默默奉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们书写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王松成为一个“书写历史的人”。他怀着敬畏之心、饱含深情地书写，如履薄冰。《红》独具匠心的写作与故事的构架，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同样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全新语境的写作，能否成为他知青题材写作状态的转折？
读书报：先说说您的新作吧，这部38万字的长篇中的12个故事，听说是连续几次前往江西赣南地区采访，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王松：从2010年春夏之交开始，我连续五次下江西，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赣南地区每一个县的每一个角落。在赣南这段时间，我感觉到，我也在为自己开启一座写作资源富矿的大门。我写了红色岁月中一群极普通的人以及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极普通的故事。
读书报：为什么选择把目光集中在普通人身上？
王松：第一不写如日中天的人物，不写伟人；二是不写脍炙人口的事件。现在的阅读和文艺作品走入一种误区，历史似乎变成伟人的历史，说起哪段历史，都是伟人的故事，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化的语境。
正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要把红色历史写成人民的历史，所以我的视点放在普通人身上。确定了这样的视角，我接触的都是普通民众，都是普通红军的后代，用他们的话说，都是参加过“闹红”的——他们把跟着红军闹革命的人称之为“闹红”。他们所谈的内容，都是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文献上看不到的鲜为人知的故事，都是鲜活的资料。
读书报：在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中，有没有颠覆我们印象中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
王松：颠覆倒没有，但是更逼近人性本身。比如说，我的一个章节是写红军长征以后，惩处叛徒的过程，这是在教科书上少见的。以往我们都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英雄人物都是一心跟着红军走的，实际上革命阵营中是有叛徒的，而且在当时惩治叛徒是非常紧迫的工作，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读书报：一般“采风”给人的感觉不过是走马观花的“深入生活”，但是《红》这部作品，又确实是“采”出来的。能说说您是怀着怎样的心态去采风的？通过“采风”写作，需要怎样的心态或条件？
王松：怎么个采法是有讲究的，是采风者还是书写者，我们对角色的认知很重要。去革命历史圣地采风，必须有充分的案头准备，对这段历史的背景和大致过程做到心中有数，采风才能有的放矢。一般的采风最多十天半月，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收获。第五次去，是真正的采风，感受当地文化和民风民俗。因为无论写什么，这是文化的土壤和根基。
读书报：几个月的时间里，您以瑞金为中心几乎走遍了赣南地区的每一个县，是写作以来最辛苦的一次经历吗？
王松：可以说是最辛苦的一次。我以往的写作，都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为写作资源，在书房就可以写。我的经历印在脑子里，而且这经历所处的文化是我熟悉的母文化。可是赣南文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有很大的挑战，如果对地域没有充分了解是写不出来的。赣南的山路非常难走，很多几乎是垂直的，去红石寨是爬着上山的，去了5次赣南，我走烂了三双鞋。
读书报：除了体力上的辛苦，在写作方面是否和往常不同？
王松：我不习惯拿笔记。我一直认为，只要打动我的，肯定忘不了。接触到老百姓，你一拿录音机，端起笔来记，对方就紧张，有些事情本能地不告诉你了。所以必须是松驰的状态下聊天。这样就很辛苦，白天到处采访，晚上拿出一两个小时想哪些事是要放在作品中的，有时夜里做梦都是这些事。从深入生活到写作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和这些人物生活在一起，不管黑天白夜。
读书报：通过对于《红》的写作，您有怎样的收获和认识？
王松：《红》的写作，使我好像重新阅读了一下当时那段历史，看到了真实的鲜活的苏区普通民众。石城县当时参加红军的有18700人，到达延安之后，还有55人。我当时就感觉到，我选的角度对了，中国苏区的历史，更多的是普通的红军战士的历史，是赣南人的历史。看历史书，永远是看伟人在做什么，这一次我真正看到了普通人在做什么，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读书报：今天创作“红色作品”，重述普通民众的真实的故事，有没有考虑到如何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可读性上强化一些？
王松：我在小说叙事结构上，一直在做探索，试图用数学的拓朴学来解析叙事空间，使其更有张力，也是为了故事更好看。这样至少能做到两点，一是使故事更富有悬念，二是不会在阅读上对读者造成任何障碍。《红》也同样，其中12个故事都以独立的形式在杂志上发表过，曾有很多篇被《小说月报》转载过，这就说明有一定的可读性。
读书报：您的知青题材影响很大，总是通过日常反映知青生活，开创了一种新的观点，但是您的作品中对于人性恶的深刻揭露，让人读到了特殊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和冷酷。您为什么会这么写？为什么不多一些温暖和宽厚？是有意对那段时期进行批判和否定吗？还是仅仅为了表现知青的绝望？
王松：这是很切中要害的一个问题。有评论家说我写的知青小说是恶之花。我说，这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看法，在我开始对生活有记忆的时候，我所受到是不公正的待遇，感受到的温暖是很少的，这些决定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文革中我父母被关在牛棚里，我是在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有一种极度的自卑，也使我永远站在生活之外，对任何事都变成旁观者，看到各种人面对各种事的不同表现，使我本能地对生活有一种绝望。
读书报：是否也是个体的原因？
王松：不同的作家，认识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体的差异。有的作家看待问题很达观，很宽容，我很羡慕，也很尊敬他们。我相信，偏执也是一种作家性格。
我所说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观察问题的角度。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时有这样的情结，受到这样的伤害，决定了我对问题的思考。我最典型的作品代表是《红汞》，《双驴记》也是这样。每当写起这样的小说我有一种快意，有一种淋漓尽致的酣畅的感觉。
读书报：那么，在《红》的写作中，这冷酷的“标签”是不是已经彻底撕掉了？
王松：这是一次充满了敬畏的写作。我对我所写的人物充满了敬畏的心理，生怕某个词用的不当伤及我笔下的人物。要是仔细阅读，我在《红》这部作品中，描写的语言都是字斟句酌，用得非常准确。写这部作品的状态和以往完全不同。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您觉得自己的创作现在到了一种怎样的状况？
王松：我是一个生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的作家。我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两个标志，一是从小说的叙事学角度，二是我的人生观发生变化，真正属于自己的性格特质的东西成熟起来。回过头来看，我比较满意的作品都是在2000年以后发表的，此前，我的作品还比较幼稚，创作不够稳定。现在我的小说进入非常自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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