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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马桥词典》在出版15年后，获得了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美国第二届纽曼奖提名的作家与其代表作包括韩少功《马桥词典》（1996)、格非《人面桃花 》(2004)、李昂《迷园》 (1991)、余华《许三观卖血记》(1996)、以及苏童《河岸》 (2008)。
一本南方村寨的词典，一部用语言故事讲述社会、生活、文化与哲理的小说，十几年来在文坛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作品有几十种外文译本在海外出版，并非偶然。因它讲述的远远不是语言的故事，穿透纸背的，是作家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它捍卫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向千篇一律的泛国际化趋势吹响了反抗的号角。在颁奖晚宴上，韩少功说，他这本获奖的小书当然不是真正的“词典”——虽然很多书店职员曾把它误列在工具书柜，甚至以为“马桥”是与“牛津”有意对偶和比拼的品牌。这本书只是一本小说，并不许诺永恒和普适的权威解释，无意冒充理论、史学、工具书。像其他文学作品，它对生活中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的守护，也许只是重申怀疑的权利，让人们的定见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开放。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总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以引导新的明晰。这个过程大概永远难以完结——因此这也是我们不管多少次听到“文学将要灭亡”的预告，其实用不着过于担心文学的理由之一。
韩少功说，语言是生活之门。一张张门后面的“马桥”是一片无限纵深，需要我们小心地冒险深入。那么，“马桥”后面的韩少功是怎样的呢？
读书报：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文学正在日益边缘化，正在隐入危机，甚至已经死亡。
韩少功：全球化、都市化、精英化一来，作家们大多从以前各地域、各阶级、各行业的生活状态中连根拔起，其经验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大减弱，这是一个重大危机。流行意识形态给大家洗脑，好像大家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有共识了，对现实生活不再有“陌生化”的能力，不再有问题意识，又是一个重大危机。当然还有电子传媒的出现，深刻改变了文化生态，让很多作家不适应。比如一个精彩的段子，就是一段不错的文学，但这东西传来传去，经过了多手加工，那么该由谁署名？该给谁发稿酬？文学的产权制度是不是正在瓦解？一个有文学而无作家的“电子远古时代”是否正在到来？其实，在另一方面，当今人类又最感心灵无依，最需要文学来温暖和引导。所以我说文学不会死亡，只会变化。近期不可乐观，远期倒也无须悲观。
读书报：《一条胖鲤鱼》发表在1974年的《湘江文艺》第3期。当时是什么情况？这三十多年来您的写作好像一直比较顺利？
韩少功：那一年我还是知青，参加一个写作培训班，交一篇儿童文学的作业。从那时到现在都37年了，差不多是一场文学马拉松。好在我是慢跑，体力上还能扛住，没有退出得太早而已。
读书报：您的诗出版过吗？和芒克、北岛、徐晓他们的聚会，是一种怎样的氛围？
韩少功：我没写出过好诗，没有出版过，所以羡慕和崇拜诗人，而且一直认为好小说和好散文的灵魂都是诗。80年代初，我确实曾经掏钱去买了一堆油印版的《今天》，算是两肋插刀一下。与北岛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先是打电话联系，然后约在某个汽车站见面，手里拿一本什么杂志，像地下党一样。
读书报：《月兰》发表后，《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都引起一些争议，现在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韩少功：争议是好事，让人兼听则明。我优点不多，但至少有一条优点是能听意见，哪怕你九句话不靠谱，我也不会回嘴，但只要你有一句说在点子上，我就会心里一动，紧盯不放。不过当年有些对《月兰》《西望茅草地》《爸爸爸》的批评，是政治上打棍子；有些对《马桥词典》的批评是泼脏水，不是泼冷水。这就不正常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在中国这地面上生活，你得毛深皮厚，有抗打击能力。
读书报：在《马桥词典》中，您说，自己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小说。我觉得这和张承志非常相像。十六年前，张承志说自己已经不具备充分的才能去写小说了，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当然，他也说过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形式。你们二人，为什么会在同一时段出现对小说大致相同的看法？
韩少功：现代小说这种形式有了几百年历史，成熟了，丰满了，但也有些机能老化，甚至像唐诗宋词一样，会有作者和读者的审美疲劳。小说外部的技术条件和文化环境也在变化，如同美术的发展，在纸张和文学出现以后，绘画的故事性功能，像宗教画和宫廷画的那种，就会自动减弱；再遇到后来的摄影，肖像画和风景画也必然退潮。眼下各种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小说最擅长的细节和叙事，早已被其他媒体分享甚至接管。微博不能表现细节吗？电视剧不能叙事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敏感的小说家都不能不琢磨文体的变革，不能不对自己的工作多打几个问号。你不妨想像一下摄影出现时画家们怎么想……就是这意思。
读书报：不同的是，您还能写小说，他目前的状况似乎是彻底放弃了。有一些优秀的作家，由小说转向散文，有人将其归结为底蕴不够，想像力下降等各种原因，您怎么看？
韩少功：张承志是个心里有大事的作家，精神性很强，对小说这种世俗化、个人化和单线叙事的文体不满意，觉得不顺手，应该说不足为奇。鲁迅较早放弃了小说，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钱钟书能写小说而弃写小说，大概也与才华无关，只能说他另有志向。至于“底蕴”和“想像力”，眼下中年以上的作家基本上都有透支、甚至严重透支现象。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大话？有些新作，只是维持作者一种表面的规模和数量，常常是水多血少的那种。在这方面，我也有危机感，对自己不满意。
读书报：在创作上，您是否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甁颈是什么？
韩少功：写不动，写不好，是常有的事呵。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技术层面的，最笼统地说，一是经验资源，二是文化资源，构成了作家的两大克星。有人说，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曲折动荡，经验资源从来不缺。其实这也不对。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资源配置，就像好风景碰上了烂胶片，碰上了白内障，也会变成烂风景或者假风景。这就是对自我经验的误读和误用。我的意思是，中国作家千万不能吹牛，即便你打过仗、坐过牢、下过乡、失过恋，也不一定是经验资源的富翁。倒是应该经常警惕一下：自己的经验记忆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被流行偏见悄悄篡改了？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最大的瓶颈还是对自己和对社会的无知。
读书报：《马桥词典》中我们看到了“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的韩少功。从16岁去那年插队，一直待了6年，那段知青生活对您的影响是怎样的？
韩少功：那几年插队，没让我成为工程师或外科医生，但给了我一个接触大自然和了解底层社会的重要机会，差不多就是特殊的“高等教育”。有那几年垫底，即便我后来进了城，进了文化圈，也多了一个参照角度。85年提出“寻根”，参与的作家大多有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的背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论是厌恶乡村还是怀念乡村，都有一肚子翻肠倒胃和泥带水的本土记忆，需要一个喷发的载体。“寻根”就是这样的载体。从这里，你不难看出经历对写作的深刻影响。
读书报：您在湖南师院上学的时候，同班还有哪些同学比较知名？有过那样一段艰苦的乡村经历，到了大学，是否特别珍惜？您在大学是怎样生活和学习的？
韩少功：77届老家伙多，因为长期失学，所以狂热好学，宿舍熄灯后点上蜡烛再读的大有人在。我当时是走读生，有了孩子，还写小说，还折腾政治，比如邀一些人贴大字报，炮轰地方领导压制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过我的功课成绩很好，只有英文稍差——这使我不甘心，毕业后又回母校的外文系旁听。几年前，有过一次同学大聚会。大多数同学都状态不错，在教学、研究、经商等岗位上各有所成。也有当官的，光我那个小组就有省部级、厅局级的五个，而且还没一个被“双规”的，也算是不容易了。
读书报：你1988年去了海南，在《海南纪实》杂志任主编，创下的杂志量发行的惊人纪录。当年“摆事实不讲道理，雅事俗说和俗事雅说”的主张，今天还行得通吗？
韩少功：那几句话，是我当时对新闻类稿件的要求，意思是一要防止主观臆断，不要强加于人；二要讲究品质和效果，不能太“八卦”，也不能太学究气。但当年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在以后也能成功。《海南纪实》发行过百万，拒绝一切广告，是出现在特定的时期，相关的条件无法复制。比如当时同类期刊都被旧体制捆住了手脚，只有你放开了打，一套个体户的打法，当然是无往不胜。现在还有这样的条件吗？当时的读者大多是心里有国家大事，现在还有多少这样的读者？
读书报：在90年代的思潮分化与冲突中，你处在争议漩涡中——无论是在“人文精神”讨论还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你现在如何看待当时的这些争议？
韩少功：我从来主张有话直说，但最反对划派、站队、拉帮结伙。比如我不赞成王蒙先生的有些看法，但一直尊敬他，甚至崇拜他。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否定王朔，那是他记错了。我主持《天涯》杂志，还以头条位置发表过王朔的文章，一直欣赏他的才华，只是说他杀伤力很强，但建设性不够。90年代那一段，我明确反对过拜金主义，反对过市场崇拜和资本崇拜，包括医疗、教育的市场化和土地的私有化，至今也不觉得有改变观点的必要。有人说我“新左”，我不在乎。但我一直庆幸有多种声音，而且希望有更高质量的反对者，因为这是避免自己封闭和僵化的必要条件。我最近还准备写一本书，专门清理权力社会的问题，以便让文革这事，由不可思议变得容易理解，也就不难防范。我的针对点就是某些左派人士对公权力的理想化。这与反对资本神话是同样重要。
读书报：从1996年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到今年辞掉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听说不少同事掉了泪。你如何看待这十五年的领导经历？
韩少功：生活是本大书，其中有几页是公共事务，可能也不错。欢送我下台的那天，海南文艺界的同事们动了感情，我心怀感激。其实，我不擅长行政。谋粮草、举人才、立规矩，是我上任时心里想的九个字，但做起来也都是些鸡毛蒜皮，乏善可陈。一旦该做和能做的几件事都做完了，再往下就只能是混官了，那还是让位为好。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吧？
读书报：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文联、作协这样的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应如何改革？
韩少功：文联、作协这事很难办。你说它是行政机关吧，它的规定动作不多，制度约束也粗，还不如某些经济管理部门，比如卖土地毕竟有了“招拍挂”等一套办法，有配额，有审计，但文化这一块几乎是空白，常常是摸脑袋、凭印象办事。你说它是公司或者社团吧，它又缺乏奖能惩庸的足够手段，大家端着铁饭碗，日子很好混。从大定位来看，这些团体到底是“第二文化部”，还是行业工会，或只是个交流沙龙？这一类机构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一是要做民主的文章，克服“官气”；二是要完全公益化，克服“商气”，就像我对孙家正说过的：不能傍大款。当时他加了一句：“还不要傍大官”。但要把这两句话落实为制度，成为一套完整和严格的规定动作，并不容易。有一次，省财政厅长率三个副厅长请我吃饭，现场办公，支持文联。这种好事十分罕见，但我只要了两笔小钱。我不便明言的是，我实在不知道在现有这种体制下，更多的财政资源能否管好和用好，会不会形成机构“自肥”。不管我盯不盯着，风险都太大，所以我不能多要。
读书报：你在担任领导期间是否有过一些改革尝试？
韩少功：厉行各层级的定期民主考评，在文学评奖中推行评委实名制等等，这样一些小改革还是受欢迎的。不过大的医疗方案不明确，光是消消炎，打几针葡萄糖，不解决根本和长效的问题。
读书报：大家都评价你很精明，表面上很随和宽厚，实际上有自己的主张，您觉得自己是怎样的人？
韩少功：我喜欢古人的两个说法。一是“外圆内方”，指待人随和，又秉持原则。二是“识圆行方”，指看事周全，又行事果决。
读书报：您刚刚参加了首届萧红文学奖颁奖，还有《马桥词典》不久前获得国际纽曼华语文学奖。您有何感想？
韩少功：有读者和评委肯定我，当然让我高兴。不过任何获奖都有一定的幸运因素，因为有资格获奖的肯定不止我这一个，所以高兴不要变成晕头，而且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
读书报：有作家在研究为什么国外的作家像托尔斯泰等年过八旬依然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希望能保持自己创作的持久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自己能写到多少岁？
韩少功：我肯定当不了托尔斯泰。
读书报：你翻译过昆德拉、佩索阿等人的作品。你觉得掌握外语对作家真的很重要吗？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作家不懂外文，因此不可能有世界眼光。
韩少功：曹雪芹没有世界眼光，写得也很好。香港、台湾、海外华人作家的外语水平，总体上高于内地同行，但内地作家不一定就得绝望自杀吧？史铁生、莫言等等还是不丢人吧？顾彬希望中国作家学外语，多一些了解异域文化的手段，应该是好意。不过，我相信顾教授也不会过于夸大外语的作用，不会不知道此外语和彼外语的区别。德语与荷兰语，法语与意大利语，顶多就是四川话和广东话的区别，大同小异。这就是说，一个欧洲人多懂几门亲缘语种，与一个中国人学外语，困难程度是大不一样的。这事要说清。
读书报：南方的创作实力似乎整体不如北方，您认同这一看法吗？您认为作家能够培养出来吗？
韩少功：我不大注意地理区划。至于培养，如果理解为教学，肯定是不靠谱的。我曾经受邀给某大学写作硕士班讲课，第一课就是希望学生们不要太相信我的课。我的根据是，如果有什么秘笈可以传授，那么作家的子女一定是作家——哪有父母不把好东西传给子女呢？但这种概率实在太低。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读书报：您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作家？您现在创作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和过去一样吗？
韩少功：每个人都有长有短，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几件自己该做以及能做的事，比如有一、两本长销书，就够了。再降低一些标准：能做到每个作品都是自己确实有话要说，都言之有物，也可以了。这是我一贯的想法。
读书报：您最近在忙什么？读什么？您接下来会写什么？
韩少功：我最近在乡下，要住到十月下旬。每天争取能上地干点活，出一身汗，有益心身。读小说不太多，倒是读诗和理论多一些，不一定与写作有关，至少可享受一下思维乐趣。有一些东西正在写，至于写成什么样，得随缘。有些东西要多捂一段，有些则要走简易程序。我希望自己60岁前至少还能写出一本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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