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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6月29日 星期三

    且随我遍访湖山芳魂

    王旭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29日   20 版)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时,浙人居多。浙江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地。而在浙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中,女性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

        浙江女儿给人的印象温柔婉约,娴静有加,但还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主义与信仰交织着青春、爱情与鲜血,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神性的气质,组合成绚烂夺目的群像。而对这样一组群像的叙述,当以1907年7月中国第一位女革命家秋瑾的牺牲为节点——同年8月,浙东宁波城,十九岁的少妇陈馥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其中一个便是卓越的女共产党人陈修良。

        在中国革命史上,陈修良称得上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女性。她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等职。

        将近一个世纪,她与她的家族的革命经历,犹如一串珍珠中的链索,串起了如珍珠般的浙江女性革命者,又如主干丰满的大树,托起多少革命之花,络绎不绝地开放在血染的枝头,形成《主义之花》鲜花盛开的大格局。

        《主义之花》涉及的革命女子,几乎都是与男儿有着非凡情感经历的女子,我也把我的叙述重点放在她们的情感经历上。

        或许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已然构成一个悖论:如果你是一位女革命者,那么你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具备了完善特质的女子呢?你的内质定然是男性的,你仿佛就是徒有女子外表的男子。试想,有谁不以为革命是雄性的!

        我现在想要探究的却是这样一个“主义而又女性”的命题:她们固然是主义的,但她们更是鲜花,是主义的内质与鲜花的外在,是最激烈的真与最温柔的美的合二为一。虽然,这是一部以革命女性为主角的作品,但没有男性的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构不成女性的。因此,本书中的男性也是作为主角登场的,我们甚至可以从这部书的书名中看到男性的身影。

        “主义之花”出自20世纪20年代一位烈士给家人的绝笔信。这位烈士为浙江上虞人氏,原名叶天瑞,后改名叶天底(1898—1928),他是本书中亮相的第一位“主义男”。

        倘若不是1920年发生在杭州的“一师风潮”,倘若不是在“一师风潮”中军警照准叶天底鼻子给的那一枪托,那么,浙江上虞谢家桥出生的青年会不会从画家叶天瑞变成革命家叶天底呢?能书会画工诗擅文的叶天底是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的挚友,西泠印社闻名一时的青年画家,曾经是那种特别具有江南才子特质的小布尔乔亚。他何以没有成为徐志摩,也没有成为丰子恺,最终却以被放在门板上抬赴刑场的结局而终结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短暂人生呢?

        1920年夏天,叶天底由“一师”“四大金刚”之一陈望道推荐到《新青年》工作,也正是此时,他结识了同样对琴棋书画颇为精通的沈玄庐。叶、沈、陈三人相处甚好, 也就在此时,叶天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22日,叶天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位创始者之一。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可怕的先天性麻风病症状从他体内显现出来,他不能与王一飞、俞秀松、梁柏台一起去苏联投身革命了,只得回家养病。

        如此可怕的疾病,不但没有使叶天底崩溃,反而点燃了他生命的熊熊烈火,可以说他从此是名副其实地拼了命地革命了。

        病好一些后,叶天底去了经亨颐出任校长的上虞春晖中学。曾被誉为“纯粹艺术家”的叶天底依然画画,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不是为人生而艺术,而是为革命而艺术,以期“做革命器具”了。1923年,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成为中共苏州和上虞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参加组织了著名的浙东暴动。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全身浮肿,毛发脱落,甚至不能走动,但他的威望在浙东一带却如日中天。世界麻风病史上罕有这样的病人:农民们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捉毒蛇为他们敬仰的叶先生治病,敌人来抓捕他时他们抬着轿子载着叶先生漫山遍野地躲避。只要一有机会,嗓音嘶哑、面容变形的革命家就在穷苦人中间出现。这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像圣徒一样播种他的信仰。

        1927年底,叶天底被捕,他是坐在箩筐中被抬上囚车的。敌人抬着他在前面走,两三百个百姓跟在后面哭。敌人把他送进了杭州陆军监狱。已经成为国民党极右派的沈玄庐希望他从前的朋友能悔过自首,而监狱当局又以治病游说他,只要他承认以前走错了路,马上释放他。后来干脆把他假释,让他住到杭州一个亲戚家养病。他则对亲戚说:“天底相信共产党,故加入共产党。谁要是说一句劝我自首的话,就是对我的侮辱,我决不认这个亲戚。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我不免一死,早已准备好了。”

        无可奈何,当局只得重新把他关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遗书:“我绝无生路,不死于病,而死于敌人之手!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决不愿意跪着生,情愿站着死……忠实的同志不要以我死而灰心,继续奋斗。”

        以这样一位革命者的故事作为本书开场,以这样一位男儿的遗言“主义之花”作为本书书名,是要说明主义乃是超越性别的。“主义之花”除了特指女性如花的品貌之外,也还因为革命那感性的表达往往是女子天然的禀赋。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主义钢铁意志之间柔韧的连接,因而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阴柔的美感。

        自古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女人是追随男人的。而近现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如我写到的那一群,有时候,你真的难以判断,她们是想要通过主义来追随她们所爱的男人,还是想要通过男人来追随她们所爱的主义,抑或想要通过主义来爱自己、解放自己,或者,她们已然越过了男性与女性,为了人类的解放,她们跨越了性别,直接与主义热烈拥抱,抵死相随!

        《主义之花》, 王旭烽  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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