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所读的书,有三部——一是英伦作家安德鲁·米勒的长篇小说《无极之痛》。这是周晓枫竭诚推荐的,跑了数家书店才买到。这部小说,从文本上看,文字粗糙,叙事笨拙。但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生活特征,“我”的存在与外部评价之间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活本质。读后,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便深以为上,在枕畔耽读不已。
二是日本学者竹内实的《回忆与思考》。这是与中国有关的书,它涉及了包括鲁迅、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中国的“符号”性人物,也评藻了包括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兀自道来,绝不人云亦云。它的妙处,是给阅读者一个认识历史的别样角度:历史的真相,在于有我和无我之间——太无我,则缪;太有我责乖。
三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这部书我先后读了十三遍,都是在我迷惑之时,以邀清廓。之所以要反复读,是它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人的迷失,不在于本质的迷失,而是观念的迷失。所以,人必须活在自信之中。
我平时最喜欢阅读的文体,是随笔,它让人看见作者。小说虚构,诗滥情,散文矫饰,均无我。只有随笔,处处有我,率性为之。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作家,都在随笔作家之中,譬如梭罗、爱默生和晚期的歌德。即便是华盛顿,也是好的随笔作家,因为他说,知己可遇不可求,一切都在于天意;即便是章回小说家张恨水,一读到他的随笔,立刻就感到他骨子里的东西是不流行的,对人间万状,都有锥心的见解。
在读别人的书的同时,我还反复阅读自己的小说集《神医》。因为它以文化的眼光看中国的社会,让无意义处有意义,让众生喧哗相处尊重沉默。据此,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没有好的乡土小说。现在的乡土文学大体有三种模式:浩然的乡土文学是阶级斗争式,一写乡土就是好人与坏人对立,他把乡土的阶级关系妖魔化了。刘绍棠是田园牧歌式,处处诗情画意,鸟语花香。其实,农村文明程度相对低,有血泪有苦难。贾平凹则属于文人趣味式,坐在书斋里,用乡土做素材书写的文人趣味,反映出文人的迂阔与酸腐。因此我一直不认为贾平凹的《秦腔》和《古炉》是伟大的作品,它们离真相太远。我自认为在乡土文学领域,我开创了一种进入土地内部、本真书写的新模式,即便是门前冷清,也应该有必要的自重。因为写作,从本质上看,最根本的动力,还是为了自己心灵的安妥。
从这层意义上说,我本能地亲和于与自己心像相近的作家。譬如我对汪曾祺的作品心存敬意,对福克纳的作品更是仰慕不已。汪曾祺不装腔作势,他把自己放在与笔下的人物相平等的地位,既不高高在上,也不匍匐屈就,而是传达“同感”,让人看到“人间性”的东西。福克纳虽植根土地,却作形而上的思考,“进入”与“脱出”是坐标系的两轴,对乡土的认识就立体化了。实话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福克纳,只有浩然、刘绍棠和贾平凹,基点太低,承担不起敬意。即便是汪曾祺这样的春风迎面、温暖盈心的纯性文士也难以为继了。
其实,中国的乡土文学要精进,药方很多,其最核心的药方,就是用“土地道德”指引我们的写作。如果必须给“土地”一个文学上的意象,那么,这个词就是“黑夜”。黑夜是个神秘而巨大的存在,它一片空茫,无边无际,有无限的可能性。它既可藏匿什么,也可呈现什么,绝不像阳光下的物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因此,温柔与坚硬,明亮与暧昧,恩情与仇怨,贞淑与猥亵,大度与褊狭,忠诚与反目,高贵与卑下,微笑与血泪……是相伴而生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不此不彼、既此既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