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约定

    今年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建社60周年，喜庆的日子，总是喜欢回忆往事。屈指一算，我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合作也已23个年头了。

    1997年1月28日，在即将结束《中国移民史》的《前言》时，我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也要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俞金树和为本书的问世付出了多年辛勤劳动的舒亭、黄纯初、许树基等先生。1988年底，当我还是副教授，曹树基和吴松弟还是博士生或硕士时，他们就全力支持我们的撰写计划，无条件地承担《简明中国移民史》和本书的出版。尽管这些年来纸张和印刷费用大幅度上涨，他们的承诺始终没有改变，使我们能在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条件下如期完成这一项目，这样的厚爱我们将永志不忘。”

    读者一定会明白，这不是一般的客套。凡是经历过上世纪末这十多年的学术界同人，更能理解这里提到的“后顾之忧”。

    今天我重新录入这段话时，23年前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素不相识的舒亭先生和黄纯初先生来到复旦大学文科楼我的办公室，交谈后才知道他们是本校新闻系的前辈学长，是从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当时负责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获悉我将承担“中国移民史”项目的。而当时我除了一份申报表和已经发表的几篇有关秦汉时期移民的论文外，在移民史方面还没有多少成果。而我的两位合作者，吴松弟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所工作未久，曹树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但听了我的说明后，他们立即表示，福建人民出版社将出版这个项目的全部成果，无论篇幅多大，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这自然超出了我的期望，因为当时项目尚未开始，我还来不及考虑出版，但也深知一群新人的多卷本著作要顺利出版并非易事。拙著《西汉人口地理》于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不少人叹为异数，无不认为是托了“全国首篇文科博士论文”之福。

    不久，我承担的一项国家教委项目“中国人口发展史”完成。项目的经费数千元，在当时已不算少，但并不包括出版资助，也不够出版费用。虽然此书不在原来协定的范围，但舒、黄两位先生在看完初稿后，立即通知我，将予以出版。此书是我首次用电脑写作，由于当时还没有通用的编辑软件，格式、注释、表格都是我用手工处理的。电子文档制版时遇到麻烦，福州找不到承接的公司，为此他们专门到上海找到照排公司，尽管花费更多，但质量有了保证，也使我第一本用电脑写作和排版的书稿得以在1991年问世。此书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后又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古代史著作奖，我是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这应该归功于福建人民出版社，因为不少学术界的前辈的著作完成后一二十年方能出版，甚至成为遗著的并不少见。当年我晋升为教授，学术成果之一就是《中国人口发展史》。

    为适应学术界和公众对移民史成果的迫切需要，也为了将我们的阶段性成果及时推出，以保证最终成果的质量，我们决定先出版《简明中国移民史》，在1991年4月交稿。舒、黄两位先生进行了相当认真仔细的编校，由于书稿分别由三人撰写，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不少问题，他们一一指出，并退回由我重新改写，历时2年，方在1993年出版。这一年我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显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有了《简明史》的教训，《中国移民史》各卷书稿质量大有进步，编辑过程比较顺利。但由于篇幅大，全书的电子照排都在上海，舒、黄二位先生与许树基先生经常奔波于福州、上海之间。为了节约经费，他们常住简陋的旅馆。但当发现某次排版存在质量问题，就不惜报废，重排重印。1997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国移民史》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移民通史，对国内外学术界和公众产生重大影响，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此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又被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评为入选作品。

    1988年至1997年这10年，是中国的学术界和高校相当困难的阶段。记得1996年我刚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时，这个由教育部批准设立、拥有全国重点学科、博士点研究所每年的经费只有8000元。经费少、出版难的报道和呼吁不时见于媒体，也是每次学术聚会上不会缺少的话题。但我们是幸运的，可以心无旁骛，不必为学术以外的因素所干扰，或者不得不迎合某种需要，顺利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也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担任所长后，坚持不创收、不办班、不招计划外研究生，原因之一就是深信，只要我们能拿出优秀的学术成果，就能得到像福建人民出版社这样承载着崇高文化使命的出版社的支持。

    匆忙之间，写下了这些回忆的文字，以此纪念当年与福建出版界的前辈学长非常美好的合作经历，并诚挚祝贺福建人民出版社建社60周年。

    2011年5月31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