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家必须交出自己的证词

    本报记者丁杨报道  秘鲁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北京强调，自己的作品中，他最看重是的《酒吧长谈》。这本小说突出地证明了他所说的“文学使人变得不顺从”。

    “中国是个迷人的国家，我十几年前来过，如今沧海桑田，有了巨大的变化。”再度访华的巴先生在北京说。由于戴着最新一顶诺贝尔奖的桂冠，巴尔加斯沿途大受追捧，场面酷热。

    6月17日上午，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门前一大早便聚集众多等候入场的观众。由于前一天自沪来京的航班延误，年逾七旬的巴先生抵京已是凌晨，不过这并未令他热情稍减。他在如雷的掌声中走上讲台，获颁中国社科院荣誉研究员称号后，不紧不慢地从在玻利维亚度过的童年说起。还算殷实的家境、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宽敞的大房子、在房间里扮演电影角色游戏的小伙伴，构成他美好的童年记忆。“我五岁就开始阅读，不是漫画书，而是充满语言、文字的读物。那时读的探险故事带给我的激情使我萌生写作之念。”他回忆道，“有时候读到一个故事的结局，觉得就那样结束了太可惜，就另编一个结局，这是我成为作家的前兆。”他不认为幸福童年给后来的写作太多滋养，“这样的生活到十岁那年戛然而止，之后的遭遇让我痛苦和消极，这反而令我后来的写作更多产，幸福的记忆并未给我的写作打上太多烙印。”

    他坦承并非自小就想以写作为生，“我没指望做个专职作家，而是打算让文学以某种方式嵌入我的生活。”他大学学了法律，计划着未来一边做律师一边搞创作。当时秘鲁是军政府统治下的独裁政权，整个国家笼罩在黑暗中，“我的大学时代充满紧张情绪，到处是秘密警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不自由。”

    这些经历对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我就想，以后一定写一本小说来反映那个年代的社会状态、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反映独裁政府”。这催生了长篇小说《酒吧长谈》。他一再提到这部作品的意义，甚至在现场读者询问他最看重哪部作品时答道，“我看重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但非要让我选一部的话，我会说是《酒吧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