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那么下一个100年,我们应该怎么走?”在中华书局近日举行的“百年 再出发”文化沙龙上,书局总经理李岩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开场白。
中华书局给近代中国出版史带来了什么?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出版史学者王建辉认为,中华书局的百年解读,可以分解为37+63。对于前37年,中华书局给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提供了一个“中华模式”。后63年是更重要的,但是研究不够。后63年和前37年是割裂的。“中华书局也好,包括我们中国当代近代出版也好,基本上是割裂的,我们当代出版和过去的民营出版业来说,没有很多的继承关系,这是很可悲的。”王建辉提出,中华书局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秩序中来,是“百年再出发”的新起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建议,除了古典文化典籍的整理之外,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下“新典”的整理。中华书局过去曾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系列的图书,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当中,价值都是非常高的。民国时代有很多这一类的“新典”,有很大的空间,甚至很多东西还散在报纸杂志上,我们应该把它整理出来。同时,还应该利用中华书局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力量,组织学术界用古代的文献整理方法整理近代典籍。
好的出版社,应该是一个思想的发动机,文化的引领者。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傅道彬认为,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社,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搞自己流动的、松散的国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院,或者是固定举行学术会议学术研讨,引领全国在传统文化领域进行有趣味的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