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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辛辛苦苦“走”出来的，而寻找“真实的红岩故事”，他走得更深，更远，更累。
这大概是何建明执笔以来写作最艰苦的一次。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和作家出版社社长，他有做不完的大量行政事务，需要每天上班，甚至加班加点。写作于他完全是“业余”的。
写这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作品《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艰苦首先是来自病痛折磨，每天早晨四五点钟，他必须准时起床，一直写到天亮，迎着朝霞上班；周末时间全部用来写作，而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强忍着肩周炎的疼痛完成的。他说，他的左胳膊已经有半年时间抬不起来了。
这艰苦还来自写作过程中的准备，“红岩”中的主人公健在的屈指可数，要找到他们何其辛苦；要采访这些老人又要付出比寻常多倍的用心。
他说，《红岩》之所以经久不衰地成为宣扬中国共产党人英雄不屈的经典故事，其实就是围绕了“忠诚”与“背叛”这四个字而展开的一幕幕斗争史篇。然而，随着白公馆与渣滓洞的历史档案慢慢地被公布于世后，真实的“红岩”革命斗争史里所发生的关于“忠诚”与“背叛”的故事，远远超过小说《红岩》的精彩与深刻、生动与悲壮，且意义也更加深远……
他下决心要把“红岩”革命斗争史中那些血淋淋的真实故事讲给大家听，希望让所有共产党人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年是建党９０周年，我们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思考未来90年怎么走。
如何对待红色经典
读书报：今天我们怎么看待“红色经典”？
何建明：“红色经典”是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的一批优秀作品，是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的作品，代表中国文学的主体部分。现在回过头来看，创作者对那个时代人和事物的表达，受到时代的局限，在作品的客观性、真实性、多彩性和生动性有一定局限，不太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读书报：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近年来对于“红色经典”的改编越来越多。
何建明：红色经典也带来了很大的商业契机，吸引了无数的关注，然而由于红色经典作品泛滥与商业化的加重，使红色经典出现了后现代的文化色彩，不再具有以前那种纯粹的精神色彩了。应该肯定的是，对于继承、宣扬民族文学精神，有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泛滥，二是不够严肃，使得红色经典被重新叙述的时候，老百姓不太接受，悖离了红色经典原著的精神。今天再改写或重写经典，就是要提倡原著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但传承，还要精彩，要有深度，如果不在这两方面下功夫，不会成功。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红色经典”的价值？
何建明：精神的核心是不可摧毁的。重庆“11·27”大屠杀那一幕，已经离今60余年，“红岩故事”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用生命构筑起的那座崇高的精神大厦，不仅没有丝毫的锈蚀与摇坠，相反一直以独有的光芒，在广大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的心目中高高地屹立着。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意味，我们应当认认真真地问个“为什么”？原来的作品给我们打下的烙印，很难摧毁，任何重塑或图解都是可笑的，作家在面对这些题材时，创作更应该严肃深刻。
为什么要写“红岩”
读书报：是什么触动您写作《红岩》？
何建明：很早就看过《红岩》的小说，而且不止一次地看过。可是真正走入“红岩”是去白公馆和渣滓洞，我深深被触动了。《红岩》毕竟受限于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影响，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全貌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人性与狼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
《红岩》中的革命故事是文学的宝库，小说只是挖掘了一部分。后来也有相关的很多作品，但是我仍然觉得，《红岩》值得文学重新去表现它。
我写作“红岩”，不是颠覆它，而是传承它，使它更充实完美，更富有精神价值。特别是共产党人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如何表现出共产党的崇高品德和牺牲精神，以及共产党的人性表现，过去小说《红岩》中几乎很少表现。重写历史事件应该具有现实意义才有价值。
读书报：在写作之前，您多次走访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又重读《红岩》，有什么新的发现？
何建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把自己青春经历的核心在小说中贯彻下来了，他是革命者，有亲身经历，写出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但是在写作技巧上，没有超脱于那个时代，高大全的形象集中到一两个人身上，看得出有塑造的痕迹，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另外，也和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有距离。
读书报：意识到这一点，您在写作中注意了哪些方面？
何建明：有几点需要超越。一是要探索在那个特殊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二是要在技巧上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三是要挖掘人性，这是关键。不管什么人，他为什么能走到生与死命运关头的那一步，小说和真实的故事有很大差异，作为小说，《红岩》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表现出了革命者的精神价值。但是真实的故事远远超越了小说的复杂性、深刻性、丰富性和多彩性。
读书报：您如何理解“真实的红岩”的复杂性？
何建明：“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亦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如果不是依据像罗文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这些内容太复杂了。
要写，就写真实的“红岩”
读书报：作品的副标题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对于历史，任何真实都只能是相对的，您是如何尽可能地挖掘“真实的红岩”的？
何建明：我对《红岩》的理解，不是从小说中而来的，更多的是从历史材料和档案中来。小说是从真实中截取的部分，比如“江姐”即江竹筠实际上并没受到那么多苦，是人物典型形象塑造的需要，集中了很多人的故事写成的。所以我的副标题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这个题目是有现实意义的。
我没想篡改或颠覆，只是想挖掘被遮蔽的文学和历史的价值。要写，就写真实的红岩。我先后几次去了重庆，采访了还健在的一些《红岩》中的真实人物，光资料就背回来几大箱子。
读书报：我觉得这个副标题其实更吸引人，为什么书名是《忠诚与背叛》呢？
何建明：中国革命现在处在和平时期，但作为一个政党，要有危机意识。假如革命形势出现变化，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能不能还像“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那样坚定地胸怀共产主义高远理想，不出卖党，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严峻问题。
忠诚与背叛——是每个革命者、每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时刻都在接受这样的拷问与考验。和平时期也需要献身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岩革命烈士留给当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成为我们不可缺或的一份特殊的宝贵财富和一面永不可丢失的镜子。
挖掘被遮蔽的真实
读书报：您觉得自己创作中最满意、最精彩的地方有哪些？
何建明：关于红岩的书有几百本，没有一个人把屠杀现场写出来，没能把共产党人生死时刻的精神表现出来。马上要上刑场了，陈然说，我的诗还没写好，他一边写诗一边大声地念。我认为最成功的，是把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革命的浪漫主义表现出来了，集中了文学性、革命性、精神性，这是在创作上的超越。在写到这些场景时，连我自己都无法想象我们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伟大而崇高！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建立新中国的坚定信仰和牺牲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读书报：您发现的“真实的红岩”，和大家印象中的“红岩”有何不同？有哪些被遮蔽的事实？
何建明：太多了。比如小说《红岩》中有个叛徒“甫志高”，是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甫志高”的原型是蒲华辅，其实他最后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上刑场，他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一位叫名盛超群的共产党员给敌人交了一份所谓的“云阳县地下党的名单”，结果徐远举一伙特务抓来的竟然全是他们的国民党云阳地区的恶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迹，在小说《红岩》里有过不少笔墨被作者描述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国民党特务分子们恨之入骨的聪明机智的共产党员，却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个“国民党县参议员”的头衔。 “文革”中，有人把盛超群从历史的尘埃中翻出来戴上“叛党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参议员”的帽子，他的儿子盛荣德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要求给他父亲平反。造反派们网罗了一堆罪状，最后把烈士的儿子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盛荣德母子俩的申诉才重新被有关部门重视，宣布“无罪释放”。
还有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薛传道，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头衔，一直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彻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我常常在写作中陷入思考：“红岩”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已经载入中共党史，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难者因种种原因没有被确定身份，他们或许永远成为“无名英雄”而长眠于九泉之下……
“真实的红岩”带来的思考
读书报：您的创作，一向饱含激情同时又充满理性的思考。在这部作品，您又有怎样的思考呢？
何建明：后面的理性化思考更多。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我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比如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还有的叛徒在敌人初期的严刑拷打下非常坚定，可在狱中生活一年半载后就受不了，又当了叛徒。这些人当叛徒后比原来的特务更丧心病狂地镇压和打击革命者……等等，这些非常真实的事情，太值得我们思考了。
读书报：红岩的真实故事本身，告诉我们什么？
何建明：“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然而，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读书报：通过这次写作，您有怎样的发现？
何建明：在采访和写作中，我发现革命者中剥削阶级出身的比工农干部出身的革命者更坚定，他们有信念，这使我们重新想到对人的教育，为什么我们党提倡信仰；还有一种，再就是女人很少有叛徒。
读书报：这是您的最新发现。怎么得出的结论？
何建明：我分析了几种原因。一是女人生理上忍耐性强，能吃苦；二是重感情，她们一旦献身给是共产党员的丈夫或组织之后，她们义无反顾地对党忠诚；三是善沟通，在监狱里女人之间会商量共同对付敌人的方法和技巧，相互鼓励；四是她们都是在男性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教育下成为共产党员的，但她们的献身精神比男同志要坚定。我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的，现在看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读书报：据说这份《报告》以及《报告》的内容一直是被视为“党的高级机密”，不为外界所知？
何建明：《报告》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个“谜”至今也没有弄清楚，那就是这份“带血的报告”中竟然缺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会发现那些内容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性和重要性，比如“狱中八条”第一条就是要注意党组织的腐败。还提到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提到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等。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这些材料十分宝贵，对教育今天的共产党员非常有现实意义。
“红岩”是座宝库，还有挖掘的空间
读书报：在完成这部作品以后，您作何评价？
何建明：重写《红岩》使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非常珍贵。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我认为，其中的真人真事，和小说思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既要记叙历史的这一部分真实，也要以作家的视角，俯视那个时间段的那些人，调动各种文学的手段，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一个个镜头连贯起来。
《忠诚与背叛》是纪实作品，更多地关照到人物挖掘，更具有立体感，不仅是人性，还有党性、民心，都是值得关注的。它也许无法超越《红岩》当年的影响，但是在内容上，涉及了《红岩》中没有涉及的很多历史，以及解放以后留下来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对“真实的红岩”的叙述，使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多地思考未来90年如何走下去。
读书报：完成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欠缺之处吗？
何建明：《红岩》是一座文学的宝库，也是值得共产党人、甚至所有读者学习的教科书。即使这么努力地去写，也还有待于继续挖掘。
想到烈士们凄残的尸体，我感到文字的苍白；面对长长的历史碑林，那些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我对他们的情况还有所不知。我想象自己站在历史深处，触摸这些人的名字，还没有全部摸透。甫志高是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他曾经叛变，他内心有过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我不知道。
《忠诚与背叛》将是对《红岩》非常好的补充和提升，读过或没有读过《红岩》的，会从书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读书报：在作品的最后，摘录了部分红岩革命烈士的遗作和部分观众参观时的留言，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何建明：这些文字也许并不太精致，但那是烈士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话语，每一个字都极其珍贵，极其真实，闪着灵魂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收集了部分观众参观《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和《红岩魂》展览时随手写下的留言，是同样真切和真实的心灵呼唤，是这部作品的延伸内容。
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馆，每天有来自各地的参观者，他们神情严肃而认真地聆听和观看革命先烈的事迹介绍；在一场场《红岩魂》展览会现场，如潮如海的参观者，总是饱含热泪，久久地停留在烈士遗像前收聚着自己的神绪，神圣地拷问着、思索着……何建明说，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的拷问与思索中寻找各自所需的答案，他期待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能够阅读这部“真实的红岩”，并从中悟出一些基本的和深层次的道理。（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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