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一棚”开始的希望

    胡锦矗是西华师范大学生物系野生动物专业的教授，在中国大熊猫研究领域，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专家，是开山之人。在大熊猫的生物学技术、种群生态学等基础性研究方面，胡教授的贡献无与伦比；他的学生遍布我国野生动物科研的重要院所，中科院、省科院和各大学相关专业的科研领导者，有许多都是胡老师门下的桃李。

    有人说，论胡教授对大熊猫研究的贡献，他如果在北大、川大这样的名校，会有更加令世界瞩目的影响；可惜教授多年来偏居一隅，不事张扬，未能充分获得他理该获得的国内外声誉。这种说法，令我产生好奇：教授为何甘愿偏居南充这样一个川北小城搞研究呢？

    我来到西华师大新校区，教授已在一栋崭新的“专家楼”前接我了。和照片上见到的完全一样，胡教授谦和、智慧，充满活力。教授今年82岁了，但言谈举止还像个六十多岁的中年人，也许是长年野外工作的经历，阻止了衰老的降临吧？我暗暗忖度。

    这排别墅式小楼是西华师大专为名教授们建的，一栋由四位教授分享。对于研究动植物的专家来说，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胡教授带我参观他种满植物的小院——有一些是南方珍贵物种，也有家常的蔬菜，显然兼有研究、实用双重功能；院中和阳台上，还养着一些动物——有导盲犬、孔雀、山鸡等，那美丽的公孔雀正在开屏，向它的配偶求婚。

    教授站在楼上窗前，指点着校园开阔的美景——新盖的生物系教学大楼，那里有他的实验室；眼前的小山、山前的河流，都是他们学校的领地。看到这样宽广而美好的教学科研条件，我有点明白，这里如何能留得住胡教授这样一位全国知名的专家了。

    书柜里，摆着教授获得的中外学界荣誉——有中国科协授予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证书，有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学会授予的奖状等等，还有他的同行、学生在他80大寿时送来的纪念品，其中不乏精美的大熊猫绘画、雕塑和绣像，表达着人们对这位毕生从事动物保护、大熊猫研究的老学者，发自内心的敬意。

    话题从教授当初怎样进了西华师大，又如何与大熊猫结缘开始。

    胡锦矗出生在四川省开江县一个山明水秀的村庄，自小就与青山绿水和可爱的小动物交了朋友。大学考进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师大）生物系，师从著名鱼类学家施白南教授；又被推荐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在著名科学家武兆发教授门下搞鸟类研究。学业完成，恰逢西华师大的前身——南充师专成立，新组建的生物系急需教师。就这样，胡锦矗来到南充，在西华师大教职上，一干就是50多个春秋。回顾这个过程，胡教授说：其实不进名校，倒可以自己放手搞课题，当助手不一定能很好发挥作用。失之东篱，收之桑榆，偏居一隅焉知不是好事。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胡教授从事的是鸟类和鱼类研究。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熊猫外交”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国家急需摸清野外大熊猫数量的“家底”，省林业厅受命开展野生大熊猫资源调查。胡锦矗是省里“挂了名”的野生动物专家，被抽调来主持调查队的业务。先是选拔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身强力壮的男青年进行培训，然后，带领调查队深入四川等地的崇山峻岭，在海拔二三千米的原始丛林中追踪野生大熊猫的踪迹。大熊猫吃过的竹子和留下的粪便，是他们最好的调查对象和科学依据，据此，做出野生大熊猫数量的评估，进行野生大熊猫生活习性与规律的研究。就是这时，胡锦矗和他的队友在卧龙臭水沟的深山里，建立了“五一棚观察站”。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大熊猫进行野外调查。尽管那时还处于“文革”的阴霾之中，动物保护观念，还没有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但“五一棚”所开创的事业，却为后来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大熊猫保护运动开了先河。

    从1974到1977年，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历时三年，查明我国仅有野生大熊猫约2400只（因一些原因，对外公布1000多只）。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中国政府合作搞大熊猫研究，派来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而此次调研的中方专家就是胡锦矗。

    在五一棚，胡锦矗和夏勒同住在一个帐篷里，每天同走一条观察线，追踪大熊猫，了解大熊猫的活动情况。冬季天寒地冻，科学家们在野外观测，只能以冻得硬邦邦的干粮充饥。他们测量留在冰雪上的大熊猫的足迹、粪便，统计大熊猫吃过的竹子，每天还要背一袋熊猫粪便回营地，称量后进行分析。就这样一天天重复着单调、艰苦的工作，两个多月过去了，连大熊猫的影子也没见着。

    1981年3月1日，胡锦矗教授在一条山脊观测时，听到有熊猫的嗯嗯哀鸣。他顺着声音寻找，发现一只约2岁半的熊猫，被一只成年大熊猫驱赶到树冠的小枝上，大的那只无法追上树梢，彼此对峙着。这时夏勒博士也走了过来，他们站在一边静静地观察。瑟缩着的幼年熊猫不断发出呻吟，悲伤的声音传遍整个山谷。一个小时后，那只粗壮的成年熊猫终于失去耐性，退下树，消失在竹林里。幼小的熊猫松了一口气，紧靠树干，继续待在原处。这时夜幕已经降临，胡锦矗教授和夏勒博士相视一笑：两个多月的追踪，终于见到野生熊猫的真面目。

    后来，他们又陆续发现了“珍珍”和“龙龙”等六只野生大熊猫，并给它们戴上颈圈。借助无线电遥测技术，对大熊猫的活动规律进行观察。

    经过五年的艰苦工作，1985年，一本名为《卧龙的大熊猫》的书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这部全面探索大熊猫生态环境和习性的著作，是胡锦矗与夏勒两位专家心血与汗水的结晶。

    《卧龙的大熊猫》揭开了大熊猫的神秘面纱，让世人开始了解它们在茂密的竹林下的“隐士”生活。

    然而，早期的“五一棚”调查，却在熊猫研究界留下了一个“珍珍之谜”。

    “珍珍之谜”也叫“珍珍之争”。1984年，夏勒、胡锦矗带领一群年轻人在“五一棚”一带的深山里搞调查，其中就有后来声名斐然的张和民与王鹏彦。那时候，张和王还不是成功的大熊猫专家，而是初出茅庐的大学动植物专业毕业生，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魄力，一心想在大熊猫研究领域干出一番事业来。

    3月的一天，张和民他们从野外回来，发现身后跟着一只熊猫，可把他们高兴坏了。因为见到野生熊猫的机会真是可遇不可求，有人搞了一辈子大熊猫也无缘见到一只。他们端出吃剩的稀饭，还掺了糖喂熊猫，那大熊猫似乎也很喜欢五一棚，从此，时不时就来光顾，蹭吃蹭喝。

    这时，夏勒博士和胡教授从外地开会回来，一见这种情况，坚决反对。夏勒说，这不是我一直在跟踪的“珍珍”吗？不能喂它，快把吃的都收好，不让它吃！为什么呀？！看着年轻人不解的目光，胡教授解释道：我们研究的是大熊猫的自然生态，怎么能让它依赖人类呢？哪怕因为距离的原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取得一点进展，也尽量不要干预——这就是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的专家们秉承的观点，也是乔治·夏勒、珍妮·古道尔和胡锦矗，长期以来一直践行的一个方法。

    但是，面对经常不请自来的“珍珍”，张和民、王鹏彦这些年轻人怎能管住自己不去亲近呢？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不顾专家的反对，照样喂养“珍珍”。这下可把夏勒惹恼了，他给中国有关部门领导写信，说“珍珍”的事已对“五一棚”的研究工作构成了干扰，“五一棚”已从研究营变成了观光营。后来来了个新华社记者，把这事写成内参，惊动了中央。国家林业局专门派来调查组，几个年轻人被撤了职，“珍珍”也被戴上无线电项圈，让人抬着放归野外。

    “珍珍”被放在距“五一棚”十英里外的地方，这时她已经十七八岁，相当于人类的老年。无线电监测表示，她一直朝“五一棚”方向移动，足足走了39天。终因年老体衰，又经过两次长途跋涉，最后死在了“五一棚”自己的巢域附近。

    “珍珍”事件令人欷歔。在1998年出版的中文版《最后的熊猫》中，夏勒博士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并对中国的熊猫保护做出比较悲观的判断。胡锦矗虽不赞成年轻人的做法，但却对年轻人充满理解和宽容。后来，他还帮张和民争取到WWF的资助去美留学，成就了一位熊猫繁育专家的辉煌事业。

    说“珍珍之谜”，是因为张和民等年轻人认为，那只熊猫根本不是夏勒的“珍珍”，而是另一只比较年轻的“贝贝”。

    提起往事，张和民不禁为胡教授感到惋惜。他说，北京大学的潘文石教授，当年在“五一棚国际合作项目”中，是在胡老师和夏勒的指导下初次涉猎大熊猫研究的。后来潘老师在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自立项目，与一个大熊猫小种群长相厮守，近距离观察，首次发表了大熊猫家族关系的论文，蜚声海内外。如果当年不赶走“贝贝（珍珍）”，这个成果就应该是胡老师的！

    对此，胡教授却并不计较。他说，如果当年他留下“珍珍”，也许会如张和民所说及早出成果，但那就把研究引向歧途了。我们是研究大熊猫的野外生态，不是研究人为干扰下的熊猫家族。那样做，看着好像是在野外，实际是放大了的动物园。动物园和野外的动物行为，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张和民认为，胡老师是学术上的里程碑，但不大注重宣传。以致提起大熊猫研究，社会上许多人只知潘文石，不知胡锦矗。

    而胡教授却处之泰然。名利这些身外之物，本来就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他本人坚持辛苦备尝而又难以出名的野外研究之路，对别人的注重社会工作，注意社会影响，以及对张和民他们后来在人工繁育领域做出的贡献，都是抱一种理解的态度，并不囿于门户之见。采访中他多次对我说，潘文石出自名校，国际影响大，这是好事，能让更多的人关心中国的熊猫保护事业；张和民他们在人工繁育上做出成绩，满足了各国人民观赏熊猫的需要，对于野生大熊猫保护有积极意义，也是大好事。胡教授的话让我如沐春风，感受到一个学者的宽广胸怀。

    胡教授告诉我，由于80年代初的“竹子开花”之劫，以及栖息地破坏、偷猎等原因，1985至1988年第二次熊猫调查，野外大熊猫数量仅剩1100头，种群繁殖前景堪忧。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与国际合作，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四川、陕西、甘肃等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大熊猫走廊带”已初步形成。1999年到2003年第三次熊猫调查，野外大熊猫数量已恢复到1596只（不含幼体）。不降反升，说明野生大熊猫种群复壮是很有希望的。

    大熊猫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分支，是人工繁育、研究事业。在这方面，卧龙、成都的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突破科技难题，做出了很大贡献。如今，每年都有不少大熊猫宝宝降生，满足了国内外民众对大熊猫观赏的要求，和许多重大活动的需要。

    人工繁育，最终目的还是放归野外，壮大大熊猫野外种群。卧龙在几年前，曾进行过一次“放归”实验。圈养大熊猫“祥祥”被放到“五一棚”臭水沟一带，在邛崃山的自然环境中成功地生活了将近4年，最终还是死于严酷的生存竞争。胡教授帮助卧龙总结了这次放归的经验和教训，又开始进行新的野外放归实验——将有野外生活经验，又怀了宝宝的熊猫妈妈放到野外环境，让宝宝一出生就在没有人工呵护的环境里成长——阻断对人的依赖，是放归能否成功的关键。

    “经过圈养的大熊猫，最终能实现野外生存吗？”我问。

    “很难，”胡教授回答，“我们对野生大熊猫的营养结构还没研究透，与野外对比，动物园饲养准备放归的熊猫，还应更符合野生规律；更重要的是培养野外熊猫的社会行为，圈养熊猫不会建立和守护自己的巢域。‘祥祥’不是死于没吃的，而是死于争夺领地的严酷斗争”。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他补充说，“比如黑脚鼬几近灭绝，经过人工驯养，放归后，恢复了野外种群；还有朱鹮，也放归成功了”。

    我注意到，胡教授多次提到“希望”这个词。是啊，胡教授和他的学生——那些在全国动物研究、保护领域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们，不一直在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播种着希望，收获着硕果吗？

    从南充回来后，我看到珍·古道尔博士新出版的书，题目就叫《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书中提到胡锦矗和他的同事，在“五一棚”开创的事业。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也提到了夏勒。她说：“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带着悲伤离开了中国，而今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写道：‘现在，拯救大熊猫的前景无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