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挂职记（韩少功·张炜·关仁山）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可以看作是作家“挂职”的源头。20世纪50年代起，“挂职”成为中国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柳青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挂职长安县，之后更又在皇甫村一呆就是数年，为其代表作《创业史》的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等都是挂职深入生活的典型之作。在1996年第五届全国作代会号召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后，“挂职”又为作家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至少有超过100位专业作家在各个领域挂职。另外像山西作协还制定了作家“挂职制”，将这种形式加以制度化，鼓励作家关注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

    《讲话》发表至今已69年，但《讲话》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的针对性。今天，我们的生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其丰富性需要作家们去不断发现。历数中国文坛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活水”使这些作品在文学历史中获得不朽，是生活的“源泉”使这些作品在人民心中得以永生。5月下旬，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走进红色岁月”座谈会讲到，作家要把深入生活当成创作的必要准备，使自己的作品离实际近些再近些，离生活近些再近些，离群众近些再近些。从生活的沃土中汲取创作营养，到火热的生活中寻找不凡的感受，努力创作出表现生活实际、反映人民心声的好作品。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说，反映个人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深入社会生活是重要的。挂职使作家成为有职位的人，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焦点位置，处于矛盾的核心地位，比一般人了解更多情况，接触更多社会矛盾。

    作家应如何抓住“挂职”的时机，写出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本报将陆续推出一些作家的“挂职记”，本期首批推出的是韩少功、张炜和关仁山。

    韩少功：“挂职”为农

    早在20世纪80年代，韩少功先是在湖南的湘西自治州团委当了一年副书记，又去怀化地区林业局任过副局长。1996年到1997年，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以后，上级安排作家下去挂职体验生活，一时间媒体上宣传得很热闹，但真要落实时，却是这个有困难，那个有顾虑，最后只有韩少功去了琼海市委，算是救了个场子。在那里，虽然他有单独的办公室，在招待所有一间住房，还配有车，不过他更习惯开自己的车，也从未在下面报销过开支或拿个什么补贴。

    相对而言，韩少功的办公室比较冷清。因为当地人不熟悉他，而且都知道他是“编外挂职”，并不在权力的核心，手里也没什么项目或经费，找他谈情况或者拉关系没有太大的用处。即使“汇报工作”，也是粗线条的，所以要想听听真实的情况和想法，得自己想办法。

    韩少功的办法是随机应变，在湘西的时候他去保靖县的一个乡蹲点，在琼海市他喜欢跟着信访办的人下乡处理纠纷，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是处理纠纷时，当事各方来吵架，就可能把真心话吵出来。“否则，你去开开会，听听汇报，耳朵里大多是官样文章，假大空的居多，没什么用的。如果你把这些当作真实的‘生活’，那可真是南辕北辙了。”

    挂职为官也有韩少功不大好处理的事情，比如80年代的时候就有些所谓的“小腐败”，不过是下到一个什么地方，吃了喝了不算，下面的人还往你车上塞烟酒或者土特产。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礼节，韩少功却感到无比煎熬。他一个人下去还好说，谢绝就是。但有时候同去的有四五个，他不拿，人家就不好拿。韩少功管不住他们，就只好装聋作哑，看到这种情形的苗头就假装上厕所。“所以我至今对挂职这事有保留意见，觉得作家们还是少去官场里混为好，否则创作没上去，倒可能染上不少坏毛病。”

    正是基于三次挂职的经验，韩少功认为：“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挂职，但挂职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职’通常是指官职。为什么不能去挂职当农民、当商人、当片儿警、当程序员、当环卫工人？”

    也许正是这一问，使韩少功做出了另一选择。2000年，他既不要组织部的文件，也没有当地党政官员的例行欢迎，来到了湖南省汨罗市的一个山区村庄，买了地，盖了房，算是自行“挂职”为农。身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他半年在海南公务，半年在这里参加劳动，感受自然，接触底层民众，静心读书与写作。海南省委书记在大会上赞扬了他，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为其他文艺工作者做出一种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另类示范。直到他不久前卸下省文联主席一职，他已经在那个山村待了十个半年，不仅收获了粮食、果木以及蔬菜，还收获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作。

    《赶马的老三》荣获首届萧红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暗示》获2002年度“华文媒体文学大奖”的小说奖，《山南水北》先后获鲁迅文学奖和2006年度杰出作家华语传媒大奖，被称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不同的是，《瓦尔登湖》的作者是逃避文明，逃离人群，一个人独来独往，韩少功却是在社会中生活，有左邻右舍，有亲朋好友，恰恰是从机关到乡村，从小圈子到大现实，采取了一种热情进入人间的方式。前不久，二十多个乡村朋友组团去海南旅游，顺便到韩少功家做客，带来了大包小袋的野猪肉、干笋、干蘑、鲜鱼活鸡——天知道他们是怎样带上飞机的。这些来自全乡各村的乡亲们，在“韩爹”的家里闹腾了一晚，说笑了一晚，快乐了一晚，用韩家主妇的话来说：“今天真是太高兴了，就像家里来了一大帮分别好久的亲戚，就像过大年了！” 

    回顾“挂职”以及另类的自我“挂职”，韩少功认为，挂职这个问题不好抽象地讨论，就像减肥不好抽象地讨论：有的减得下来，有的减不下来，还有的减出毛病。“挂职的效果取决于你怎么去挂职，是走马观花，还是摸爬滚打？等等。”他还说：“作家真想拓展自己的经验资源，你就是把他捆起来，关起来，罚他的款，不给他饭吃，他也会要千方百计脱逃，去想自己的办法。相反，如果他压根儿对社会生活不感兴趣，那么你就是让他走遍全世界，他也会脑子空空。所以关键是作家的心态，不是他们的职位。”

    他对这一问题的政策建议当然经过了深思熟虑：“不是不可以供养专业作家，但应慎设这样的岗位，最好还要有合适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这样才有一个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从而让作家们本身就植根在社会生活中，不需要再煞费苦心让他们‘深入’什么。”他说，其实，一旦听到“深入生活”的号召，就说明事情已经有了大麻烦。

    张炜：挂职为虚，行走为实

    对张炜而言，也许用“挂职为虚，行走为实”概括更为准确。记者了解到，在山东龙口挂职的6年，他几乎走遍了半岛西部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每一条河流和峡谷，详细记录了山的海拔、河流的长度和宽度，还记下了当地重要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各种资料搜集了好几箱子。长篇小说《柏慧》、《九月寓言》就是在那时完成的，450万字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的框架也是在那段时间搭建的。

    张炜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秋之交，他正在鲁西的一片林场里采访，突然接到了回城开会的通知。原来是让他和几位作家一起到下边挂职。起初他因为生活和创作秩序的变动而感到多少不适，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像他的作品《融入野地》所写的一样，有一种投身自然怀抱的愉快。从十几岁时，他几乎走遍了胶东半岛的山区平原。故地重返，再次经历这里的山水、文化、民俗，听到丛林的鸟叫，感受山风以及海风的气味，他似乎回到少年的光景……“我又看到了山峦、平原，一望无边的大海。泥沼的气息如此浓烈，土地的呼吸分明可辨。稼禾、草、丛林；人、小蚁、骏马；主人、同类、寄生者……搅缠共生于一体。”在《融入野地》中，他热切地写道：“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只要寻找就会如愿。多么奇怪又多么素朴的一条原理，我一弯腰将它拣了起来。匍匐在泥土上，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这种欲求多次被鹦鹉学舌者给弄脏。我要将其还回原来。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 

    这一年的年底，他来到龙口市——历史上素有“金黄县”之称的富裕地区。在一年冬天，本应是家家户户备年货过春节的热闹时候，在连接胶东屋脊的南部山区，他却亲眼见到一户农民家徒自壁的的贫困和窘迫：炕上只有一条蓝色的被子，磨得发亮，弹一下即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屋梁上架着一根木棍，吊着一包鼓鼓囊囊的东西，里面是种子，因为害怕老鼠才这样悬起来。

    连最熟悉的“金黄县”都有这样陌生的角落，更何况其他地区？张炜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离真正了解生活还有遥远的距离，仅从传媒上了解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是自以为烂熟于心的地区，也存在太多无知的空白，比如贫穷和落后会令人难以置信。而过去，一般情况下，到哪里去采访都是别人划定的路线，看的地方都差不多，即便想多看也未必有那么多时间。在一个地方常住的好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在周围一片土地上细细地走过，打破过去形成的生存概念。

    挂职前后的四处游走，使他积累了丰厚扎实的创作素材。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职业写作的习惯。“不论是挂职还是其他，只要有机会走出去就可以，探险也可以，打渔也可以。反正作家不能关在书斋里，而要设法把职业写作的习惯破坏掉。比如说有些作家到处行走，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其实是要破坏掉职业写作的惯性。职业写作的优点不用说，案头工作自然会有书卷气，有熟练流畅的文笔，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冲动却会减少，会有黏疲感。所以从堆书的窝里走出去，收获真是不少。”

    很多时候，“深入生活”的人会偏重于了解人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经济，其实随之衍生和扩大而来的对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和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体味，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这些不能从中分离出来。很多人挂职更为注重的是社会层面，而很少后者的感知和理解，“过份单一地对社会层面的兴趣，虽然重要但不完整。”张炜觉得，社会层面的关注度想避开也不可能，它更容易触动我们的神经；但同时另一些触角也得打开，这就是感受自然、感受全部的诗意，接受天籁的信息，“关键是沉浸下来，变得更有耐心，不能匆忙走一趟完事。”从城市里走出来，远离人工雕琢的东西，在更大的背景和视角下，感知全部的生活，像德国诗人赫尔德林所说，“黑夜里，我们走遍大地”。在这个意义上，“走出去就是离开窝，不是从一个窝挪到另一个窝，而是走进山野大地。”

    他是那么自然随和，走入任何城镇、山区或村庄，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无论多么厌恶，多么高深，都不能捏着鼻子和人交往。所谓的谦卑，‘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能并不是一种人生策略，而大概是一种觉悟吧。”谦卑和好奇是诗人骨子里的东西。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想做事；也没有什么豪情壮志，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康德说，震撼他的最大的奇迹，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作家的“深入生活”，应该是深入天地之间，真正感受这两种最大的奇迹。张炜认为如果本质上是个诗人，就应该具有天然的敏感，变成自然之子，恢复童年的好奇和惊讶、浪漫之心，一有机会就要把过去的朋友一一访遍，这些朋友可能除了人还有植物和动物。不然，作家去“挂职”，就会越挂越庸俗。世俗的功利心和精明心不是由此进一步加强了，而是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洗涤。如果从写作者的窝里蹿进了官人的窝里，还不如原地呆着。

    关仁山：从副村长到副县长

    因为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的推荐，在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的关仁山来到了唐山渤海湾的渔村——黑沿子镇涧河村。那是1990年的事情，此前，他已经发表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同为河北唐山老乡的管桦喜欢关仁山的才气，送他一幅书法：“扎根乡土，热爱生活”。没想到，这句话打下了关仁山日后创作的基调，并使他成为涧河村的副村长。

    挂职之前，关仁山对于农村是隔膜的。到了村里，村委给他分了房子，他跟着渔民出海，去农民家里聊天，身上揣着小本，随时采访记录。几个月后，“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开篇《苦雪》脱颖而出，刊发于《人民文学》并获当年年度小说奖。此后，他连续写了《蓝脉》、《红旱船》、《落魂天》等一系列小说。

    挂职之后，关仁山有更充分的视野和胸怀去关注大量民俗民情，作品也更加厚重，逐渐被文坛认可。他决定把过去的风格彻底丢掉。“我的创作动力和激情来自生活，生活感动了我，我才有写的动力。我们河北冀东平原时常被缥缥缈缈的雾所笼罩，在浓雾里触摸我们的土地，在浓雾里探寻父老乡亲的心灵，我感觉浓雾里的平原和人就有了文学需要的质感和味道。”1994年底，关仁山见到作家浩然，浩然鼓励他写冀东平原的农民生活。他感觉到平原农民生活更具典型意义，他就将笔触伸向大平原，写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等一系列小说。90年代末期，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风暴潮》等。

    1997年，关仁山、谈歌和毕飞宇等被聘为广东文学院合同制作家，合同作家条例上有规定，必须深入生活，一年当中得在广东待半年。关仁山再次挂职，是到佛山市罗村镇当副镇长。跟当地农民接触，却听不懂他们的方言；吃饭不习惯，老得拽着酱油瓶子；气候也不适应，深入不下去。关仁山的一些玩笑话一不留神被一个记者听到，发表在《羊城晚报》，还引出了笑话。

    “我是想通过挂职来丰富自己的经历，以便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从政不是目的，通过对民间的体察，把挂职期间的种种经历充实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去，才是我的最终目的。”2001年，关仁山特别想了解土地的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生活，于是主动要求在唐海县挂职副县长，和那里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打了三年交道，获益很大，写出了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和中篇《红月亮照常升起》。前者受到文坛好评，后者在《十月》发表后引起争鸣，很多读者认为是虚假的生活，有评论称关仁山迷失了。其实完全是真实的，北方干旱，大面积稻田在上边投资、地方补助、农民集资后改成旱田种棉花，关仁山跟踪了整个过程，也参与了农田的基本建设。这对于后来创作《麦河》有很大帮助。直到现在，关仁山也一直在关注着唐海县的发展。

    他觉得，深入进去之后，身边的人就立体了，感情拉近了。有一次在唐海县拍关仁山的电视剧《平原上的舞蹈》，和农民聊天时他们就说，里面的农民形象都能对上号，可见深入生活对写作是有帮助的。之后，他一直想给“雪莲湾”做个总结，便调动了大量细节，完成了《白纸门》。 

    从挂职副村长到副县长，不论职务高低，关仁山从没有过居高临下，而是真正走进农民的世界，他更重视和农民情感上的沟通，“故事可以编，可是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编不出来。真正走进普通劳动者中间，需要技巧。有的农民有抵触，我所做的就是化弊为利，利用职务帮农民解决些实际困难，替他们代言，和他们交心。”他认为，体验生活是不错的方式，但不能走马观花，主要是体验内心的变化，尊重农民的生活逻辑和尊严。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复杂，县也好、地区也好，农民贫富差距大，素质也不同，造成了复杂的内心世界，仅仅看一看是不行的，得深入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爱什么恨什么。他感觉到，随着职务升级，和上层接触越来越多，这对于宏观把握有好处；与基层的农民接触，从基层把握、了解社会有好处。仅有民间的野趣是不够的，还要把握这个时代，提炼本质的东西。亲近是必要的，否则没有细节；还要有距离，这样才能思考。“我们要关注瞬息万变的浪花，但是仅写浪花不行，还得透过浪花看到大河深处的涌动。”他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与挂职有多大的关系。因为作家表述的方式在变，不变的是对民间的热情和情感，对土地、对农民的理解越来越透彻，挂职的和不挂职的岁月留在你脑子里，会使你保持一种滴着露珠般的新鲜感。

    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挂职，很难像柳青等等老一辈作家，整个身心都扑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生活比较浮躁，生存压力加大，网络又这么发达，各种瞬息万变的事件都绕不开，在渔村待几天，各种会议会都找到你，让你坐不住了。”关仁山说，一旦作家沉下心来，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会有好处，也许会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市场要求速度，创作精品要求耐力和精打细磨，这本来就是互相矛盾的。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但是前辈那种对深入生活的虔诚态度，值得今天的作家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