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政”是门大学问

    “治政”与“政治”，字序颠倒的两个词，看上去相似，但后者的“知名度”显然比前者大得多，尽管前者可能更早见之于古籍。《礼记·礼运》有记载：“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更早的《论语》中，有“为政”一词，与“治政”庶几近之。相较于“政治”内涵拓展、定义繁多、应用广博（甚至泛化）因此而声名益盛，“治政”一词似乎还在“灯火阑珊处”，只是有时在报章上见其“芳影”，如“以法治政”、“从严治政”之类说词，以至于在包罗宏富的浩浩《辞海》中，至今不见有“治政”这条词目。

    不过，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对“治政”加以深切的关注，并就“治政”作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朱其训教授继《和谐治政论》之后，前不久又出版了《治政学》专著。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离开蒙昧原始的阶段之后，可以说“治政”就是无日无之了，数千年来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治政”经验；而自古以来，关于“治政”的人事行迹、经验得失，关于“治政”的诸多箴言论议等等，则散见于史乘或有些著述之中。而且古代社会的“治政”，比诸现代社会的“治政”，在性质、内容及复杂性上，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将“治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作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专门研究，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朱其训先生说：“治政学是一门新建的学科，它是社会科学中新开辟的研究领域。治政学源于治政实践，是在治政实践基础上构建的一门新的学科。”他的新著《治政学》，便是他在这新的研究领域开拓、耕耘所收获的新硕果。这部六十万字的专著，涉笔于治政与治政学的概述、治政主体与治政客体的分析、治政与政治、治政人才、治政者素质、治政的相关取向与绩效等凡十二章。在阐述论析中，作者运用了多学科的知识，如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导学、人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以及《史记》、《资治通鉴》和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作者甚至还从作家的散文随笔中得到借鉴，如日本当代作家渡边淳一的《钝感力》，认为所谓“钝感力”，并不是迟钝呆滞，而可以表现为治政者的冷静沉着、从容自若的涵养，专注执著、默默进取的毅力，是治政者自求成熟完善而应该修炼的一种境界。……作者如此孜孜矻矻，广涉深探，其意就在于要使“治政”能真正形成一门学科体系。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治政主体和治政客体是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统一体。在这矛盾统一体中，主导方无疑是治政主体，因此对其更多倾注“审视”的目光，自是理所当然。而《治政学》绝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围绕着治政主体如何治政来展开，事实上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就是各级治政者。作者在书中就治政者应具备的各种素质——如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治理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等——加以阐述，并指出：“正确地运用治政权力，是治政者自律的基础。治政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治政者高尚，也可以使治政者堕落。……治政者正确、公平、公正地使用自己的治政权力，保证治政权力为治政客体服务，即真正实现权为民用，实现关系的和谐。”确实应该是如此。关于权力，想必我们都记得阿克顿那句名言：“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腐蚀。”权力的越界滥用，权力的腐蚀性，从来就是古今中外所关注的大问题。治政者对权力的腐蚀性保持警省和自律，确是理所应当，但仅有治政者自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相关制度的制约和有效的监督。如今，我们在“反腐倡廉”上有制度规约，设置各级纪检和反贪的机构，从而在治政者队伍中挖出并惩治了不少贪腐分子，取得了一次次阶段性的战果。然而，“前腐后继”的现象，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看来如何更有效地监督、约束权力，使治政者首先治好自身，这确实是“治政”中的一个大问题。

    ，对于担负治政之责的人们，尤其有昭昭知之的必要。正如《治政学》作者所言：“治政者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治政者，不但要有一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相关知识，还必须懂得治政规律，掌握治政艺术，把握治政客体的特征（包括物的和人的），而要获得这些知识，又必须研究和学习治政学。”

    （《治政学》 朱其训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