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先生和他未完成的书

    今天中午，我忽然接到徐先生的老伴打来的电话，告我徐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有些发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就在4月初，我去他家请他出席新创刊的《国学新视野》杂志即将在京召开的新书发布会时，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到了那天，还提前赶到了会场。只是散会后，他没有留下用餐先走了。我当时送他下楼，他还说没有事，想早点回去。记得那天在他家，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话，先是我说想编一本《想念夏鼐》的书以纪念这位大师。他听后说这个想法很好。我说那就请您写一篇，因为您跟夏先生一起工作过。他说夏的文集就要出版了，待我看过后一定写。因为夏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所以我对他说现在才更加认识到史语所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起到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云云。他听我这么说后，肯定我的意见是对的。不过，我那天见到先生时，明显地感到他消瘦了许多，简直都有点走形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告我是吃的药里有一味是过敏的，事先不知道，连着泻了几天肚子，后来一看才发现的。那时先生还在治牙，我还嘱咐他不要着急，慢慢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

    我和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认识了，那时我在中华书局负责编《书品》杂志，先生就在我们斜对面的社科院考古所上班。主编赵守俨先生和徐先生是好朋友，一次，他派我去组徐先生一篇稿子，记得是请他写一篇评介“古代都城资料选编”的书评。很快先生就把稿子写来了。此后，我便经常拜访他，他也常到书局里来。

    后来，我调离了中华书局，但与先生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概是在2002或2003年吧，我有一次去先生在东四九条的家里拜访，当时我人已在新世界出版社了，很想组几部重要的书稿，自然便想到了先生。他听了说：我手里正在搞一部大稿子，书名暂定为《丝绸之路所见国外珍宝》。因为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双向的，不仅我国的文化瑰宝和艺术珍品沿着这条路传播到了海外，还有大量的海外的文化瑰宝和艺术珍品顺着这条路流入了我国，在这条路上我们通过考古发现了大批的国外珍宝，这就是明证。我现在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图片，正在写这部书，不过，还需要得到一些相关图片收藏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待我搞好后就交你出版吧。从先生的介绍中我知道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能答应交我出版，真是太好了。从此，我便隔一段时间，或给先生打个电话，或登门拜访，话题总离不开这部书稿。虽然他很忙，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工地去指导工作，但总告我书稿正在进行中。大概是2004年的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告我他要去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讲学，正好顺便查找一下书稿要用的一些图片。回来后，他又告我，此行很有收获，不仅查到了一些图片和资料，台湾的同行和有关单位对此书很感兴趣，可能愿意资助出版。因为该书不仅图片很多，而且这些图片十分珍贵，有些图片需要高价购买，且印刷成本非常大。我怕你负担太重，争取给你找一笔资金赞助出版。我知道先生是为我考虑，心里很感动。

    2007年年底，先生应邀到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我那时刚好也在香港工作，得知先生的住址后，我便去看望他们老两口，见面后都非常高兴，他们两位的精神状态很好，特别是住在他们隔壁的同是应邀来此讲学的竟是多年的老友中山大学的蔡鸿生先生，于是，除了参加他们的讲座外，我还陪同他们一起外出吃饭、散步；有关方面邀请他们出席一些活动，我还派车予以接送。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几人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的情景，真是其乐融融，终生难忘！

    我们都回到北京后，有一天，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抽时间去他家一趟，我知道一定有事，赶快去了。见面后，他告我香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负责人跟他联系过了，最近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负责人也来拜访过他，意思是希望他把《丝绸之路所见国外珍宝》一书的繁体字版授予他们先行出版。先生叫我去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的。他说我最初是答应交你出版的，但是，考虑到出版此书费用较高，为了减轻你的负担，我拟同意交香港商务印书馆先行出版繁体字本，不过我已同他们说好，出版繁体字版后，应免费将片子提供给你社制版印刷简体字本。这样一来，你们的负担就会减轻许多。你看这样行吗？先生如此为我考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先生说你同意了，我考虑一下再回复他们。重要的是书稿我现在还没有全部搞定，外面的事让我抽不出身来。这不我刚从浙江回来，马上又要去四川的一个现场。见状，我嘱咐先生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累病了。

    这之后，先生依然是忙得团团转，我心里因为总惦记着那部稿子，还是抓住他在家的时机，总要去拜访。三句话直奔主题，他告我还没有定稿。我也总认为先生还有时间搞定的，下次再催吧。可谁知，他竟撒手而去了。这消息让我震惊，太突兀了。我本来在前不久和先生电话约好，忙过这段时间，我就去看望他，再谈谈写夏鼐文章的事，当然了，也要问问书稿的最新进展。可如今，我还能问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