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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6月01日 星期三

    “后革命时代”革命史研究的一朵奇葩

    ——读《1911年中国大革命》

    王 杰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01日   10 版)
    《1911年中国大革命》,马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39.00元

        1911年武昌城的枪声依稀,辛亥革命的硝烟已经过眼百年。百载以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的史学家,囿于意识形态对“革命叙述”的要求,强调“革命”之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意义,“伟大”、“划时代”、“里程碑”等话语,被建构为国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毋庸置疑,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盖世,仅就其终结帝制,将中国建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意义不可估价。由是,学人围绕于斯的探索从未间断,成果林林总总,层出不穷。要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饮誉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诚为材料应用最为翔实、产品最为丰硕的“显学”。

        前辈学者对辛亥革命较为成熟的研究,为后学指出了理解辛亥革命的“终南捷径”,同时也令后学欲图突破,畏如登蜀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社会史研究取向兴起,“眼光向下”引领史学研究的新旨趣。身处“告别革命年代”的史坛后进,在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秩序”的历史叙述中,在在“移情别恋”。后来者的目光转移,致令百年后的今天,本为“显学”的辛亥研究,遂而由“热”趋“冷”,几沦为“边缘”、“纪念”之尴尬。

        既往的辛亥研究论著,注重从革命党人的叙述视角,构建有关辛亥记忆的历史谱系。与之相对应者,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贡献的立宪党人,则囿于革命“神圣”、改良“反动”的“非是即非”论评标准,被打入另册,很大程度上,为革命陪衬。

        黎澍先生曾经总结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一是追随“国民党观点”,即不注重历史实际,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人仍有难脱民国年间辛亥革命的叙述范式,更多的还是从“革命功成”的“后见之明”出发,判评历史人事,推导革命与立宪的二元对立关系。

        于2001年出版的《超越改良与革命》(上海三联书店版),马勇已尝试“摒弃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超越“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等传统价值评估体系的基础上,重构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最近出版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可视为前著的姊妹篇。

        全书一反既往关于革命“进步”、立宪“落后”的二元对立叙述范式,重新审视辛亥前革命与立宪间的纷争,以及清政府的态度。指出:1905年清廷决心涉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前,革命与改良在时人心目中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受日俄战争中沙俄专制败于君宪日本的影响,立宪主义在国内的高涨,引发了满清权贵对改革认知的松动。立宪改良思潮,由“江湖”呐喊一跃而成为“庙堂”决策,革命与改良始作分野。

        此后几年革命党人日趋增长的刺杀活动,在以往的研究论著看来,这无疑是革命高潮莅临的前奏。诚然,革命党人确实也有以血肉之躯以唤醒国民觉起之功效。而在马勇的笔下,立宪改良的方案更为时人所倾心。自杀性的攻击,未尝不是革命党人落处下风的悲壮之举,不仅未能唤回舆论的同情,反倒坚定了清廷施行立宪的决心。革命与改良的此起彼伏,彰显出历史的吊诡性,也构成了晚清后几年中国政治博弈的二重旋律。

        辛亥年间事起,纵然与满清贵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政策的出台有关,立宪派人士在此之前的积极奔走不容忽视。马勇告诉读者,革命最后由一幕看似无法收场的武装乱变,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绝非革命党人一家所能独就的。北洋军人的从中斡旋,乃至清廷最高决策者紧要关头的深明大义,各方政治势力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尽量体会对方的感觉,尽量多地牺牲自己,满足对方”。可以说正是“庙堂”与“江湖”的合力,以最小的代价,铸成了1911年“大革命”的功业。马勇的论断,更为全面地展现近代中国历史场景的多维视角,较之“后见之明”的线性“革命”逻辑推导,似乎更符合史学研究“无限接近现场”的宗旨。 

        此外,以往有关辛亥年间各种人物的研究与论评,论者囿于“非红即白”式的二元对立阶级话语影响,简单地将之约于“爱国”、“进步”,或者“反动”、“落后”,缺乏对历史人物身处复杂的时空漩涡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作深刻的分析,有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嫌疑。《1911年中国大革命》则试图为“反派”人物“正身”。以袁世凯为例,曾记否,学人往往抓住袁氏晚年称帝一案不放,对袁在辛亥前后的事功,则从恶意的角度妄加揣度,大有把袁“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感。

        马勇甩开以往的“推论”,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很快就启用袁世凯,过去的说法以为袁世凯公报私仇,吐这三年被冷落的恶气,隔岸观火,讨价还价。这样的判断背后多少有“恶人必作恶”的隐喻。事实是袁世凯对朝廷过去几年政治变革止步不前抱有怨言,他也确实想过利用武昌危机让清廷改过自新,加快改革步伐。不过,袁世凯的政治理想也仅是推动君主立宪,所以他出山之后在与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的交涉中,始终坚守这一政治立场。这也是他赢得包括清廷在内各方政治信誉的关键,盖因朝三暮四的政治家不可能博得信赖也。

        关于1908年袁世凯被黜,马勇揭示,此案绝非摄政王心胸狭窄公报私仇那么简单。袁氏最终开缺还籍养疴,除了与袁氏的北洋军事集团崛起,威胁到满清贵胄和摄政王的统治有关外,“甚至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概言之,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缔结,导致了远东战略格局的被打破。德、美二国为维护其东亚的利益,遂由德国于1906年提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以此与之颉颃。对此建议,当时主持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赞同,并认为这是中国走出外交困境、遏制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重要棋子。1908年,唐绍仪出使美国,意在推动三国同盟的建立。而日本在此之前,加紧了同美方的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了中美间的结盟。此后,中美关系迅速降温,清廷内部亲日势力再次抬头,“袁世凯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了”。这或是马勇在提示后来者,外力因素之于近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如此也凸显出史学研究面对诡异多变,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实则迷雾重重;神圣之光环之下,其内容或许肮脏不堪。历史学家惟有“知人论世”,方能对前人表“温情与敬意”,以达“了解之同情”。这恐怕正是史家的功夫所在,亦是史学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书作者,早年受过严格的专业学术训练,现供职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心脏”,长期治学晚清民国史,“深度研究”之力自不待言。《1911年中国大革命》兼具史家“考证辨析”之功与“讲故事”之调,论说缜密,文字晓畅。全书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但未详加标识,以史学论著之规范,不能不说毫无瑕疵。若从“温情与敬意”的角度来理解,想必是助论著之深入浅出,更为普罗大众所接受,而“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毕竟“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1911年中国大革命》将史家严谨的学理性与史学的情趣性融为一体,际值辛亥百年纪念问世,无疑升华了辛亥革命的研究内涵,可说是。而作者以“温情与敬意”的方式,引导读者“去看待一个王朝一个帝国的消失”的“那些人和事儿”,势必有助于激励大众去创造和构建未来更美好的“那些人和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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