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革命史研究的一朵奇葩

    1911年武昌城的枪声依稀，辛亥革命的硝烟已经过眼百年。百载以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的史学家，囿于意识形态对“革命叙述”的要求，强调“革命”之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意义，“伟大”、“划时代”、“里程碑”等话语，被建构为国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毋庸置疑，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盖世，仅就其终结帝制，将中国建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其意义不可估价。由是，学人围绕于斯的探索从未间断，成果林林总总，层出不穷。要之，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饮誉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诚为材料应用最为翔实、产品最为丰硕的“显学”。

    前辈学者对辛亥革命较为成熟的研究，为后学指出了理解辛亥革命的“终南捷径”，同时也令后学欲图突破，畏如登蜀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社会史研究取向兴起，“眼光向下”引领史学研究的新旨趣。身处“告别革命年代”的史坛后进，在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秩序”的历史叙述中，在在“移情别恋”。后来者的目光转移，致令百年后的今天，本为“显学”的辛亥研究，遂而由“热”趋“冷”，几沦为“边缘”、“纪念”之尴尬。

    既往的辛亥研究论著，注重从革命党人的叙述视角，构建有关辛亥记忆的历史谱系。与之相对应者，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贡献的立宪党人，则囿于革命“神圣”、改良“反动”的“非是即非”论评标准，被打入另册，很大程度上，为革命陪衬。

    黎澍先生曾经总结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四个缺点，其一是追随“国民党观点”，即不注重历史实际，不充分研究材料，而以领袖、党派划线，跟着国民党人云亦云。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人仍有难脱民国年间辛亥革命的叙述范式，更多的还是从“革命功成”的“后见之明”出发，判评历史人事，推导革命与立宪的二元对立关系。

    于2001年出版的《超越改良与革命》（上海三联书店版），马勇已尝试“摒弃那些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超越“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等传统价值评估体系的基础上，重构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最近出版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可视为前著的姊妹篇。

    全书一反既往关于革命“进步”、立宪“落后”的二元对立叙述范式，重新审视辛亥前革命与立宪间的纷争，以及清政府的态度。指出：1905年清廷决心涉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前，革命与改良在时人心目中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受日俄战争中沙俄专制败于君宪日本的影响，立宪主义在国内的高涨，引发了满清权贵对改革认知的松动。立宪改良思潮，由“江湖”呐喊一跃而成为“庙堂”决策，革命与改良始作分野。

    此后几年革命党人日趋增长的刺杀活动，在以往的研究论著看来，这无疑是革命高潮莅临的前奏。诚然，革命党人确实也有以血肉之躯以唤醒国民觉起之功效。而在马勇的笔下，立宪改良的方案更为时人所倾心。自杀性的攻击，未尝不是革命党人落处下风的悲壮之举，不仅未能唤回舆论的同情，反倒坚定了清廷施行立宪的决心。革命与改良的此起彼伏，彰显出历史的吊诡性，也构成了晚清后几年中国政治博弈的二重旋律。

    辛亥年间事起，纵然与满清贵胄“铁路国有化”和“皇族内阁”政策的出台有关，立宪派人士在此之前的积极奔走不容忽视。马勇告诉读者，革命最后由一幕看似无法收场的武装乱变，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绝非革命党人一家所能独就的。北洋军人的从中斡旋，乃至清廷最高决策者紧要关头的深明大义，各方政治势力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尽量体会对方的感觉，尽量多地牺牲自己，满足对方”。可以说正是“庙堂”与“江湖”的合力，以最小的代价，铸成了1911年“大革命”的功业。马勇的论断，更为全面地展现近代中国历史场景的多维视角，较之“后见之明”的线性“革命”逻辑推导，似乎更符合史学研究“无限接近现场”的宗旨。 

    此外，以往有关辛亥年间各种人物的研究与论评，论者囿于“非红即白”式的二元对立阶级话语影响，简单地将之约于“爱国”、“进步”，或者“反动”、“落后”，缺乏对历史人物身处复杂的时空漩涡中，“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作深刻的分析，有将历史人物“脸谱化”的嫌疑。《1911年中国大革命》则试图为“反派”人物“正身”。以袁世凯为例，曾记否，学人往往抓住袁氏晚年称帝一案不放，对袁在辛亥前后的事功，则从恶意的角度妄加揣度，大有把袁“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感。

    马勇甩开以往的“推论”，指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很快就启用袁世凯，过去的说法以为袁世凯公报私仇，吐这三年被冷落的恶气，隔岸观火，讨价还价。这样的判断背后多少有“恶人必作恶”的隐喻。事实是袁世凯对朝廷过去几年政治变革止步不前抱有怨言，他也确实想过利用武昌危机让清廷改过自新，加快改革步伐。不过，袁世凯的政治理想也仅是推动君主立宪，所以他出山之后在与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的交涉中，始终坚守这一政治立场。这也是他赢得包括清廷在内各方政治信誉的关键，盖因朝三暮四的政治家不可能博得信赖也。

    关于1908年袁世凯被黜，马勇揭示，此案绝非摄政王心胸狭窄公报私仇那么简单。袁氏最终开缺还籍养疴，除了与袁氏的北洋军事集团崛起，威胁到满清贵胄和摄政王的统治有关外，“甚至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概言之，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缔结，导致了远东战略格局的被打破。德、美二国为维护其东亚的利益，遂由德国于1906年提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以此与之颉颃。对此建议，当时主持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赞同，并认为这是中国走出外交困境、遏制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重要棋子。1908年，唐绍仪出使美国，意在推动三国同盟的建立。而日本在此之前，加紧了同美方的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了中美间的结盟。此后，中美关系迅速降温，清廷内部亲日势力再次抬头，“袁世凯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了”。这或是马勇在提示后来者，外力因素之于近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如此也凸显出史学研究面对诡异多变，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实则迷雾重重；神圣之光环之下，其内容或许肮脏不堪。历史学家惟有“知人论世”，方能对前人表“温情与敬意”，以达“了解之同情”。这恐怕正是史家的功夫所在，亦是史学研究的旨趣所在。

    本书作者，早年受过严格的专业学术训练，现供职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心脏”，长期治学晚清民国史，“深度研究”之力自不待言。《1911年中国大革命》兼具史家“考证辨析”之功与“讲故事”之调，论说缜密，文字晓畅。全书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但未详加标识，以史学论著之规范，不能不说毫无瑕疵。若从“温情与敬意”的角度来理解，想必是助论著之深入浅出，更为普罗大众所接受，而“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毕竟“鱼和熊掌难以兼得”。

    《1911年中国大革命》将史家严谨的学理性与史学的情趣性融为一体，际值辛亥百年纪念问世，无疑升华了辛亥革命的研究内涵，可说是。而作者以“温情与敬意”的方式，引导读者“去看待一个王朝一个帝国的消失”的“那些人和事儿”，势必有助于激励大众去创造和构建未来更美好的“那些人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