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种新的现代性

    从2003年第一次来中国，到这次应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邀请进行一个月的学术访问交流，斯科特·拉什已是第25次来中国了。2002年12月，拉什与好朋友、荷兰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夫妇在伦敦见面，库哈斯告诉他，自己设计的中央电视台大楼方案赢得了竞标，“他邀请我到中国，和其他的设计师、建筑家参与上海世博会的设计，写一份总体规划”。自那以后，他开始了与中国的缘分。

    拉什之前所做的研究和“future”(将来)有关，“也就是研究全球经济与社会的未来。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25年”。1984年，拉什开始研究未来全球经济和社会，1987年写作出版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上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的人还不多，到2002年前后，西方世界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什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这也是我在积极学习中文的一个原因。在对中国的了解过程中，我看到了与西方模式很大不同的‘中国模式’。很幸运我的文化研究中心参与了‘风险文化研究’课题，这使得我更加多地关注中国。我不是中国通，但我非常喜欢中国。”

    八年中，频繁的中国之行和学术交流合作，拉什和一些中国学者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汪晖和崔志远”。对崔志远和薄熙来在重庆创立的“重庆模式”，拉什很赞赏。拉什读过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英文版，“他的著作里有很多历史的东西：宋、元、明、清，新儒教，中国模式和现代性。曾经，西方的理论家认为中国不会有现代性，因为中国受‘帝国’文化的影响太深，阻碍了其发展现代性。但是汪晖认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东方现代性模式’”。

    这次来南大，因为时间充裕，拉什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其他的城市走走看看。前些天，他去了武汉，紧接着又去了长沙。“长沙很有意思，很安静。武汉很大，充满生机和可能性。重庆我也很喜欢，那里有很多农民工，吃的东西也很带劲。另外，重庆的帮派文化和棒棒军都很有意思。”提到北京，拉什认为非常多元和精彩，但城市太大了，让他没有归属感和“家”的感觉。“我喜欢上海那种窄小的弄堂小街。”

    旅行的过程中，拉什对中国的建设也有很多自己的感想。“今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势头非常强劲。中国有很多投资的可能性，国家也在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上海、北京的地铁和高铁”。从武汉坐高铁到南京，只要3个小时，“非常不错”！对比两个月前在印度的感受，拉什说：“印度虽然发展也很快，但基础设施建设不多。”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悠久的传统，不仅从1949建国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隋朝时开凿的大运河。这可以算得上中国的特色吧。”

    在拉什看来，“中国特色”还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仅有“西方化”的一面，更保留了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比如中国艺术家杨福东，他的作品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一方面，中国随着消费和经济的大发展，有很多西方化和国际化元素，另一方面，很多艺术家、建筑家更致力于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创作。”

    韦伯理论不适用于今天

    读书报：中国学者汪晖认为，“韦伯命题”及韦伯的“中国命题”因其具有过分鲜明的西方特性而难以解释中国经验，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命题和“回到中国自身”的方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拉什：首先，汪晖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对我启发很大。我和他合作写过一些关于新现代性的书。我正在写作的新书《全球化的兴起》中除了研究印度和非洲的新现代性，也包括中国。其中，我对韦伯理论做了一些改进。我想从当下几个新兴国家的文化中分析出不同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百年前，韦伯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很精准的分析。但在今天，韦伯的理论就不一定正确了，因为世界时刻在变化着。

    读书报：这是否意味着有多种现代性的存在？

    拉什：是的。十几年前，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但现在，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很有研究价值。“新现代性”很难定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当公民社会制度化，人权和法制健全后，才能达到现代性。但我并不完全赞同。如果你问英国人什么是现代？他们肯定不会说波兰，而会说上海！英国有一档喜剧电视节目，里面有一个很贪睡的家伙，戴着一副太阳镜，他每天将自己的股票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这个节目很有象征意义，它告诉观众：如果你想“现代”，就到上海炒股吧。印度的孟买也是如此。

    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金钱”的问题，它还具有“惊人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它能够让人们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办杂志，设计非同寻常的建筑，举办各种前卫的艺术展览等等。

    读书报：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方面，不知道您对现代性的前景如何预期的？乐观还是悲观？

    拉什：西方的现代性，包括韦伯的现代性命题，存在一个底层的自然和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一方面，西方在发展现代性的时候，忽视了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并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西方思想观念中看重“个人主义”，忽视“关系化”。中国人看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如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等。这值得西方学习，甚至可以将其运用在经济事务中，使得合作双方形成友好的“长期关系”，甚至可以分享产权。如果西方能够多学习东方的文化和思想，我对西方现代性的预期将会更加乐观。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拉什：我非常喜欢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如“家庭观”，如风险文化中“风险分摊”的概念等。儒家文化在当代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个人主义”或“个性化”的理念去创造新事物。现在，中国在艺术、建筑领域非常具有创造性，涌现出了很多世界知名的艺术家。但在学术领域，“创新”的步伐还有些缓慢。不过，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很优秀，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们的父辈。

    金融危机催生“新全球化”

    读书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点领域。您提出“新全球化”概念，这与以往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

    拉什：我的论点来源于学术界对“全球化”的讨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成为主流学界研究的一个焦点。但在此以前，政界就开始了全球化的讨论。当时，东、西方出现了多元化“国家模式”。中国1980年代大力进行改革。在美国，里根也有一系列改革。这些都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和全球化模式的形成。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是传统的全球化概念。

    “新全球化”的产生，准确来说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很多大银行纷纷倒闭，一些主权国家面临债务危机。中国等新兴国家帮助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渡过难关。所以“新全球化”是在中国、印度、巴西、中东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带动下形成的。这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全球化模式。

    读书报：新全球化形成的原因是？

    拉什：新全球化的产生，部分是受资源需求的驱动，如石油、矿产。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它成为一个资源需求大国。此外中东、巴西和俄罗斯等，对资源都有很大需求。资源的问题非常重要，可能会持续影响到未来的五六十年。

    同样，资源问题也引发“新全球地缘政治”这一概念。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政治参与者，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掌控话语权的国家。很多重要的国际事务都需要中国的参与和中美两国共同的商讨。我对“新全球地缘政治”持乐观看法，因为这会给未来国际关系问题的解决带来积极影响，甚至会影响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国的“超级现代性”

    读书报：您近几年开始学习汉语，学习新的语言对您的理论思考有什么影响？

    拉什：汉语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汉语很有意思，比如“东西”这个词，拆开来字面意思是“east”和“west”，但合起来的意思却是“物体”。汉语中的“空气”（atmosphere）很多时候表达的意思是“气氛”。与英语相比，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再比如，西方学者认为所有人和物的联系都属于“network”（网络）概念。但现在大家又觉得，也许用atmosphere(气氛)来形容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会更恰当。气氛和网络实际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概念。气氛是东方的概念，网络是西方的概念。网络，是个体和个体的联系。气氛则不一样，是一种空间概念，也是一种东方如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思维方式。

    我现在在学习和区分“想象”、“想象力”和“形象”这几个概念。前者只是“想象”imagination，而后者存在“力”（power），想象的力（the power of imagination），形象则是“image”。这几个词语的意思非常不一样。中英文的思维差异让我更深刻地理解很多概念。

    读书报：您依托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对当代文化进行研究，能谈谈您的学术思路吗？

    拉什：也许，社会学是一个狭窄的学科，并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我们的研究有时仍然停留在韦伯时代和其命题。当下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变得更加信息化、技术化、媒体化。从这一点来说，我的文化学研究和王晓明有很大不同。王晓明的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学，而我的关注点在新全球化、新媒体、新技术和艺术。并且，我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还非常注重实践和跨学科。文化研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我们还会办展览、开发软件、做城市规划等。

    读书报：您对中国的学术界有什么预期吗？或者说您希望在中国传播您哪些学术思想？

    拉什：我并不认为我是来中国传播什么思想或者理论的。相反，我从中国汲取很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反思我的理论。我觉得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部分：一是一种“嵌入式”（imbedded）的关系，比如新儒学思想。一是中国渐渐形成的让人激动的“超现代性”和各种可能性。比如马青云和杨福东。这些建筑家和艺术家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中国有着令人吃惊的聚合力，能把传统和现代的东西聚合，成为比西方更现代的超级现代性（hyper-modernity）。我想把这些整合到自己的理论中。

    我想，我或许可以带给中国学界一种思考方式，即“新媒体”式的思考方式：认识到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技术发展体系中的一员，每个个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文化、技术和个人乃至所有元素如何关联、交流将是我思考的重点。这种思维方式来源于“自我组织体系”（self-organization system）和媒体技术。我想做的就是将“自我组织体系”和“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