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菁霞)90年前,《女神》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事,这部诗集内涵丰富,具有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深层的文化缘由,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在近日举办的《女神》出版9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恩和说,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某部诗集召开专题研讨会的还不多,真正够资格的只有《女神》,这也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从旧诗向新诗的转型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胡适提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导致新诗跟散文界限模糊,从而将新诗引向歧途,《尝试集》前后的新诗半死不活,《女神》在此情况下出现,给诗坛带来了冲击,闻一多、徐志摩实际上都接续了郭沫若的传统。”对《女神》的文学史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旭东给予了肯定。
从《女神》谈到郭沫若研究,与会者认为,郭沫若这一丰富复杂的文化巨人,蕴涵着很多值得打开的学术空间,学界应摒弃对他的简单化道德判断,以便更加客观、深入地探讨其留下的文化遗产。北京大学教授喻天舒以自己和郭沫若的交往为例,认为郭沫若非常亲切、真诚,对新中国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捍卫。
张恩和表示,这些年对郭沫若评价偏低,是不公平的。“我们很多人能够原谅周作人,为什么不能原谅郭沫若呢?郭沫若应成为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重要资源。”“我们书写历史人物时往往抽掉其复杂性,这样的思维太简单。”对此,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