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论集》呼吁机制、舆论、文化多管齐下治贪腐

    本报讯（记者 陈香）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李洪峰，江西省纪委书记尚勇，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共同主编的《廉政文化论集》最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论集》从110篇全国“廉政文化建设征文”中精选而出，共收录了国内纪检监察部门的有关领导和研究廉政文化的专家、学者撰写的46篇专业文章，倡以机制、舆论、文化道德层面等多重作用力规范领导干部言行，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探究廉政规律。

    李洪峰指出，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树立廉洁权力观，使之深入执政者意识深层，形成牢固的“为民、务实、清廉”的权力观；根本是建立廉洁制度，把廉政文化上升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制度规定；目标是形成廉洁社会风尚，弘扬廉洁制度的价值理念，移风易俗，改善人的习性，加强廉政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发挥文学艺术特有的审美作用。

    如何建立起廉政建设的长效机制？廉政文化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究竟为何？对此，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增科有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儒家文化将遵守儒家的行为规范和人们的名誉感连接起来，引导着社会舆论对个人进行道德的评判，具有强大的舆论压力。法家靠“严刑酷法”来履行道德规范，但法家把法变成一人之治的工具，执行起来必然是选择性的执法，选择性的执法本身使执法效果打了折扣。所以，廉政文化的建设，“首先要有独立的司法，使得法律的执行不至于因人而异。同时，要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在透明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氛围中间，对公共人物可以进行自由的评价、进行舆论的评判。”何增科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遵守道德规范的约束，是因为与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名誉有直接的关系。道德发挥作用既要靠人们内心的良知，更要靠是非善恶与利害之间的连接机制——“廉政文化要实现从知到信、到行的过渡，需要诉诸个人的名誉感、社会舆论的压力和法制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