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的新闻理念

    相比较于大学的百年校庆，书局和新闻报刊的百年之庆似乎是落寞得多，在后者的印象中，似乎此前《大公报》（后来只有香港版）是隆重庆祝了它的百年诞辰的，随之也带动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和出版，比如《大公报》的几位当家人——胡政之、吴鼎昌、王芸生等等，坊间也有了多本关于他们的读物。

    胡政之先生的新闻理念，尽见于其在“国闻通信社”创办时所著之《缘起》，以及在北京新闻学会《新闻学刊》刊发的《中国新闻事业》两文。他说：

    “吾以为新闻记者应先下决心，为社会服务，而不图快乐，为第一要务。虽然记者亦自有乐趣也：一、如身无党派之囿，得说公平之话，完全以新闻记者身份自由发挥意见，最大乐事也。二、他人未知之事，记者即先知道，他人不详之事，记者多先深悉，亦一大乐事也。先知多知，新闻记者主观上为乐无量也。”

    这里，所谓新闻从业者的“史官精神”、“苦乐观”，胡政之一一述来，今日读来，口中仍有余香。胡政之先生还说：“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无论何国，欲觇其群众之意志，与社会之现象，胥可于其新闻纸中得之。”

    正是如此，胡政之曾致力于中国“新闻纸”的事业，这除了他大力网罗社会上有为、有守、有学、有识之士加入报馆（《大公报》即以广出人才闻名）之外，更主张办报的“立言”原则，换言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人论政”，随时代迁变，也就转化为报纸与现实政治的两者的博弈关系。

    报纸如要代表民意，则报纸和记者不能无视现实政治于不顾。胡政之是主张办报营业不在营利而在论政，但也须得经济独立才行，如此言论才能独立，总之，办报须以营业为手段，以论政为目的，两者并行不悖，对此胡政之是擅长的，或许我们还可以称他是当年中国报纸“论政”的执牛耳者。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报人的作为和担当，以及通过他的身影显示出的那些已溶入历史烟尘中的“星花旧影”。

    这斑驳的“星花旧影”，比如我们过去说胡政之以及《大公报》之所以被人诟病，是因为它有所谓“小骂大帮忙”的作为，具体而言，是说它与庙堂的贴近（以及抗战后曾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用法币购买20万美元官价外汇、胡则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伪国大”等），如今，却道是“有情非得已”、“无可厚非”了，而此前呢，《大公报》于1916年由王郅隆接办、胡政之受聘为主笔和经理时，据说是北洋派系的“安福系”的机关报，其实，胡政之的言论并不在这限制之中。这里存在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应该如何更加客观和细致地审读历史以及重新“读报”，比如在宪政未能真实运作和民主制度尚不能切实保障之前的中国新闻业，处于高风险和政治漩涡中的报馆能够得以生存，应该有许多不可为外人道及的内幕，然而只有在知晓了这些事实之后，我们才能予以其“了解之同情”，并寄予以“历史的温情”。

    此话怎讲？一如过去政坛或文场上的厮杀，揭发对手和论敌的软肋一向是作为一种秘器的杀手锏，如当年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笔战，双方就以“拿了人家的嘴软”为相互攻伐的利器，陈源驳斥所谓“流言”，其中就有“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一说（《现代评论》第3卷第65期《闲话》），来源出自鲁迅营垒的《语丝》、《猛进》的宣传（认为《现代评论》接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津贴，“吃著人的嘴软，拿著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文人如此，报纸更勿庸多说，办报是要经费的，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回忆说：过去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的落后，“除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少数报纸外，能够依靠营业收入保持报社经济独立的极少”，有的报馆则“不免向各方谋求‘津贴’”。

    这是一点斑驳的“星花旧影”。那么，这是不是报纸鼓吹独立的悖论了呢？却又未必，要想真正了解报馆的真面目，也即其总体的政治倾向，还须具体分析报人的真实想法和做法。胡政之曾宣称要办好一张报纸必须先求经济独立，所谓“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可惜，在《回忆胡政之》中，这样的细节材料还不是很多，也就是说，它让我们遥想的那个历史空间还不是十分敞亮。其实，当胡政之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一张报纸如果不能经济独立、又与政治势力有扯不清的关系时，一旦政局波动，报纸也就跟着垮了。这是他的一个深刻体会，这也正是“新记”《大公报》出台的一个背景。

    一家可以为人称道的报纸，应该能够代表民意，《大公报》就是近代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这“中间”势力的舆论代表，换言之，它是一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由此所决定其言论宗旨和舆论导向就是《大公报》宣称的其“根本旨趣”——“对外必脱离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这样来看，“中间力量”就不能小觑，而“中间势力”的舆论更不能小觑，如《大公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范旭东就曾称之为“言论公正，影响国内外，则不啻在舆论界立下一根柱石”；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主”的胡适更称赞其为“‘小人国’中的巨无霸”。胡绳说：“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二胡”的胡政之、胡适应该是被包括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