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特与《诗经》的德译

    德国著名诗人、东方学家和翻译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1788—1866）是第一个将我国诗歌总集《诗经》译为德语的作家。吕克特注意到《诗经》并非偶然，因为他很早就将眼光投向东方文学，尤其是阿拉伯、波斯、印度文学。吕克特关注中国文学也承接了德国文豪歌德关注中国文学的余绪。早在1827年歌德就创作了著名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吕克特本人并不通晓汉文，他翻译《诗经》依据的是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er de Lacharme，1695—1767）在1733年至1752年间完成的拉丁文散文体译文。该译文手稿在孙璋去世后长期与天文学手稿混杂在一起，被搁置在巴黎天文台，后来经由汉学家阿伯尔·雷穆莎的学生、来自图宾根的东方学家尤利乌斯·冯·莫尔（Julius von Mohl）整理，1830年才由斯图加特和图宾根的科塔出版社出版，题名Confucci Chi-king, sive liber carminum, ex latina P. Lacharme interpretatione。这个拉丁文译本不仅充斥着错误，而且干涩枯燥，缺乏诗味，令人不堪卒读。在1830年之前，孙璋的译文只有几首被转译为法文在欧洲流传。另有马若瑟翻译的几首《诗经》译文被收入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二册第298至308页。

    在1831年岁末，吕克特就完成了对拉丁文译本的改译工作，但整个译本直到1833年春季才以《诗经——中国的歌集，孔夫子整理，吕克特德译》为题在阿尔托纳出版。译文共计360页，书前有长达10页的序言。在被吕克特称之为“序曲”的序言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惟有世界的诗才是世界的和解”（Weltpoesie allein ist Weltversöhnung）。吕克特正是希望通过翻译各民族的古老文学来找到跨越民族、地域和时间界限的原初语言。他强调人类的同源共性，要求发现人类真善美的原始根基，以此实现人类的和解。从吕克特在1831年12月23日写给出版商科塔的书信中我们得知，他的翻译曾经得到哲学家黑格尔的鼓励与支持。1832年，吕克特的《诗经》译文在正式出书之前还曾部分刊登在《德意志缪斯年历》（Deutscher Musenalmanach）上。

    吕克特的翻译在当时很快就赢得了赞赏。1834年，卡尔·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在《学术批评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第118至120期第1006至1008、1011至1014和1017至1019栏介绍了吕克特的译文。1835年，莱比锡出版的《文学消遣报》（Blä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第160至162期也连载了一篇对该译本的书评。吕克特的译本甚至被剽窃。如1844年，一位名叫约翰·克拉默尔（Johann Cramer）的德国人将吕克特的译本略作加工，推出了一个所谓新译本，虽然他也声称依据的是孙璋拉丁文译本，但该译本被认为是对吕克特德译本的抄袭，很快就被遗忘。1864年，语言学家嘎伯伦茨（H. C. von Gabeletz）根据满文译本转译了《诗经》。1869年，图宾根的东方学家恩斯特·迈耶尔（Ernst Meier）在其《东方诗集》（Morgenländische Anthologie）中也根据孙璋的拉丁文译本翻译了46首《诗经》中的诗歌，实际上他和克拉默尔一样大量袭用吕克特的译文。1880年，汉学家维克多·冯·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1809—1899) 推出了根据中文原文翻译的德文《诗经》译本，他虽然在准确性上超过了吕克特而且也屡屡获得汉学界专业人士的好评，但总的说来还是略显诗味不足。施特劳斯的译本1969年在达姆施塔特影印再版。

    吕克特的《诗经》译本在德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根据《诗经》中的题材创作的德语文学作品。1851年，德国诗人保罗·海泽（Paul Heyse, 1830—1914）曾根据吕克特翻译的《诗经》中的诗歌创作了诗体小说《兄弟》，他化用了《国风》中的《北风》（吕克特译本题作Landräumung）、《静女》（吕克特译本题作Liebesgaben）、《新台》（吕克特译本题作《不满意的国王新娘》Die unzufriedene Königsbraut Sweng-Kiang）、《二子乘舟》（吕克特译本题为Die Königin Swen-Kiang ist um ihre beiden Söhne besorgt）等七首诗歌，从而将卫宣公筑新台强占儿媳的故事搬入德国文学。查考顾正祥编撰的《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可以查出其中对应的中文篇目，但也有几首如 Swen Kong und Swen Kiang,Ausgang der Liebesbetörung,VerwildertｅZucht,Zweideutige Schönheit 没能找到对应的中文原文。《兄弟》尤其获得海泽的文友、作家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的激赏，称之为完美的杰作。该作在柏林的文学团体“施普雷河上的隧道”举办的文学竞赛上朗诵，荣获桂冠，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当时德国文学界的地位。1852年，《兄弟——一部中国诗体小说》（Die Brüder: ein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in Versen）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海泽与《诗经》的关系直到20世纪才被研究者注意。1923年，卡尔·费施俄德（Karl Fischoeder）在其博士论文《保罗·海泽的诗体小说》中较早注意到吕克特的《诗经》翻译与海泽小说《兄弟》之间的关系。随后关注此题目的学者有我国学者陈铨（他在1936年的《中德文学研究》中对吕克特的译文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学者恩斯特·罗泽（Ernst Rose）（1937年他发表了论文《青年海泽笔下的中国题材》）、瑞士学者常安尔（Horst Tscharner）等。1962年，常安尔还协同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著名德语文学学者艾米尔·施泰格（Emil Staiger）指导了一名博士生，专门研究了吕克特的《诗经》翻译问题。

    吕克特《诗经》译本流传甚广，被收入多种诗集中，还被后世作家改作或谱曲。1922年，德国表现主义诗人阿尔波特·艾伦斯坦（1886—1950）从吕克特的翻译中挑选出100首诗歌，进行加工修改，题名《诗经——中国的歌集》，编号出版1000册。艾伦斯坦在译文后记中声称，他的翻译工作还得到中国文人Pei Ta和和尚Po-Tse的帮助，尤其是后者曾将满文《诗经》译文提供给他作为参考。2006年，我国学者Yunru Zou在其博士论文《阿尔伯特·艾伦斯坦对“中国歌集”的仿作——二十世纪初中国抒情诗在德国接受的一个个案》中比较研究了艾伦斯坦与吕克特的翻译，指出所谓中国文人的帮助并没有在艾伦斯坦的改作中留下太大的痕迹，极有可能是艾伦斯坦使用的一个障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