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办人是金岳霖。
金先生字龙荪(1895—1984),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毕业并考取官费留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业。191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并考取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改学政治学。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0—1921年,在乔治城大学任教。1921年5月,回国奔母丧。同年底起游学了英、德、法和意等国。
金先生1925年底回国,先在中国大学任教。1926年7月,回母校清华任教,并创立了哲学系。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大哲学系为止,历时26年。系主任由金先生与冯友兰先生交替出任。
中断了48年之后,清华哲学系于2000年重建。
清华的逻辑学课,原有国学院导师赵元任先生任教,赵先生在哈佛大学念完逻辑学,他教起来绰绰有余。但1926年,他调到了中央研究院,校方遂聘请金先生回母校教逻辑学。
此前,金先生非但没有教过,而且也没有专门学过。他是边教边学。他初生之犊不畏虎,挺有勇气,敢于创新。
他那时更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是,以一人之力,白手起家,开创了哲学系,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清华哲学系第一届学生沈有鼎说:“老师金岳霖、同学陶燠民和我三人有共同创立清华哲学系的荣誉。从后来的发展和成就看来,这样的荣誉我和陶燠民实在担当不起。这完全是金先生一个人的动劳。”金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奠基人,其丰功伟绩,必将彪炳千古!
那末,金先生的过人胆识来自哪里呢?
〈二〉
金先生之所以既敢又能教逻辑学,自有其本身的内在原因:
其一,金先生自幼就有高于一般人的逻辑天分。例如:“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句谚语,人们总以为它富有人生哲理。于是,人云亦云,广为流传。但是,他十几岁时,却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当做前提,按照直言三段论的方法,所推出的结论就只能是“朋友如粪土”。这样,前后就矛盾了。所以,冯先生盛赞他从小就“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
其二,1922年上半年,金先生在英国访学时,深受罗素和休谟的影响,“从此以后我注重分析”。“民国十一年在伦敦念书,有两本书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一部是罗素底《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一部是休谟底《Treatise》。罗素底那本书我那时虽然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以后我注重分析。”他的这一重要的学习心得和体会,成了他毕生从事教学、研究和办系的主要精神和基本理念。
其三,1924年的一天,金先生和老同学张奚若以及美国好友秦丽莲同游巴黎,道旁有一些人争论很激烈,“他们都说彼此不通,他们好像都提到逻辑,我也参加了争论。但是,我可不知道逻辑是什么。他们好像也不清楚。”这件偶发事件,更增加了他对逻辑的兴趣。
其四,1931年,金先生按规定可休假1年。但是,他抓紧时间补课,跑到哈佛大学,虚心向著名的逻辑学家谢非教授学习。并坦率地告诉他:“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同时,他又向怀特海教授学习,“这时怀特海也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感到收获很大:“这样,我这个本来同牛津思想关系多一些的人变成与剑桥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怀特海本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可是罗素和穆尔都是)。无论如何,我走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了。”
金先生从1927年起,为清华哲学系本科,1930年起又为清华哲学研究所,开设逻辑和符号逻辑的课以及洛克、休谟、布莱德雷等专题研究的西方哲学课。1932年,还到北大兼教符号逻辑课。
金先生的逻辑课讲得很好,学生们很喜欢听。1930年历史系学生胡乔木说:“我是金老的学生,受金老一年形式逻辑的教育。”又高度评价说:“金岳霖先生对中国逻辑学和哲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冯契说:“我1935年考进清华哲学系,大一时听了金先生的逻辑课,便对他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十分钦佩。”作家汪曾祺说:“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的满满的……金先生还开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编写的《逻辑》讲义,1936年列入“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懂得逻辑学,会写逻辑学书的人则更少。所以,他的这本著作开风气之先,受到广泛好评。贺麟说:“金先生著有《逻辑》一册,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周礼全说:“金岳霖同志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现代逻辑的人之一。他的《逻辑》一书,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他极力提倡与长期讲授逻辑,在我国发展逻辑这门科学方面起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我国有不少的逻辑学家,是出自他的门下。”
冯先生说:“金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金先生又是中国第一个懂得并且引进现代逻辑学的人。说到这里,金先生在《中国哲学》(系拙译,载《哲学研究》,1985年,笫9期—引者注)中说的那一句话倒是对了。他说:‘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在。’金先生可以说是打破这种情况的第一个人。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可见,冯先生一口气以“四个第一”高度评价了金先生。张申府(原名崧年)也以“第一”加以称赞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先生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他俩所说并非溢美过誉,是很公允的。
于是,金先生在逻辑学界声誉鹊起,尊称他为“中国的G.E.Moore”;“金逻辑”的雅号,也不胫而走。
〈三〉
但是,金先生的兴趣更在于哲学,他要创造哲学体系和创建哲学系。
张岱年说:“金先生完成大著《逻辑》之后,转而研究元学。元学,旧译形而上学,即关于本体论的研究。”任华说:“金先生不是完全停留在那里搞分析,后来他去搞他的哲学体系。譬如他的《知识论》、《论道》,建立了他自己的体系。”王宪钧说:“1938年我由德返国后,看到金师已出版了《论道》,而且正在写《知识论》,这才使我理解到,逻辑规律的性质,或者说逻辑和数学命题的性质,它们为什么是必然的,正是知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知识不外formal science(形式科学)和empirical science(经验科学),而empirical science的有效性正是归纳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从此我得到的结论是,金师研究逻辑,固然是有他本身的兴趣,但主要的还是为他的哲学服务的,是他建立哲学系统的依据。”
金先生创造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论道》里,构造了本体论;在《知识论》里,构造了认识论。其方法,都是采用了严密的逻辑分析法。冯先生说:《论道》“这部书的结构很奇特……是用逻辑学的形式写的。书是一条一条写的,每条都用一个逻辑命题表示,下面再加说明。没有长篇大论,而各条合起来,自成篇章”。《论道》通过“道”、“式”、“能”三个主要概念,说明宇宙从可能经过哪些阶段和环节发展到现实的整个历程的根本问题。
但是,这本书,很难读。张岱年很感慨地说:“《论道》中提出了许多精湛而正确的命题,如:‘无无能的式,无无式的能’。‘式与能无所谓孰先孰后’。‘个体的变动,理有固然,势无必至’。这类深刻的见解很多。书中对于所谓‘逻辑的先后’的分析亦发人深省。惜乎此书文字比较难懂,解者盖寡,这是非常遗憾的。”冯契也说:“曲高和寡,人家读不懂。但经过时间的考验,这本书的价值是会显示出来的。”
周礼全用我们熟悉的话语,作了简明的解读,认为《论道》主要肯定了三点:“肯定了有独立于人和任何认识者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不是人和任何认识者的感觉和思想的产物,而人和任何认识者却是现实世界发展历程中的产物。他也肯定了事物的不断变动生灭,肯定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的规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论道》,是金先生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书。当然也是形而上学最突出的书”。同行专家对《论道》精湛的学术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贺麟说:《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张岱年说:《论道》“这是以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著作”。冯先生又以“道超青牛”一句话称颂金先生:“青牛是老子,他论道比老子论道深得多了。”所以,《论道》出版后不久,就获得了教育部的二等奖的殊荣。
《知识论》,是金先生“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从1938年写起的长达六七十万字的书稿,由于躲日寇飞机轰炸而不幸全部丢失!只好从头重新写起,写到1948年才完稿,无疑是异常艰辛的。
《知识论》是以人类的知识以及任何种类的认识者的知识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知识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周礼全又简明地解读为:《知识论》“肯定了独立存在的现实世界是可以认识的,而且认识和知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一切认识和知识都来源于外界事物的所与和经验。但从所予中或经验中所得来的意念、概念和知识,又要返回去规范所与、形成新的经验和帮助认识者获得新的知识。他批判地吸取了西方的经验说、理性论和康德哲学中的许多合理的成分而避免了其中许多错误的东西”。
周礼全还总结说:“由此也可看出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严密的和完整的体系……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并且还具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当然,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中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沈有鼎以一幅对联评价说:“朴素唯物,排众议,独嘉约翰森;太极本真,开讲座,思超怀德海。”贺麟评说:金先生“关于知识论的思想对于新实在论的确有不少新的贡献”。
张岱年说:“1948年我曾问金先生:‘您的知识论写完了?’金先生答:‘已经写完了。这本书写出来,我可以死矣!’足见金先生对于此书的重视。这确实是一本‘体大思精’的专著,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更是空前的,拿来与罗素、穆尔、桑塔雅那的认识论等相比,至少是毫无逊色。”
冯先生一方面很谦虚地说:金先生把《知识论》的“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又一方面高度评价说:“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
〈四〉
金先生学术思想的逻辑分析法的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清华哲学系,也就成了清华哲学系的特色。任华说:金先生“在英国时,受罗素、穆尔等剑桥那些人学风的影响,注重分析,即所谓的概念分析,他也把这种方法在清华进行实践,就喜欢分析。那时,他在清华哲学系影响比较大,所以跟他学的学生也比较多些。冯友兰先生当时是系主任。当时一些人认为清华是中国的剑桥大学,是中国的剑桥学派”。周辅成说:清华哲学系“这个精神中心,金先生是起主导作用的……当年在清华哲学系,不论是作教师或作学生,不论哲学观点是否相同,都无一不佩服金先生的为人与学问”。张岱年说:“金岳霖、冯友兰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即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这也是清华哲学系的特点。”冯先生对于逻辑,和金先生可谓志同道合。
其一,趣味相同:冯先生对逻辑的兴趣也是很早就发生了,他于1912年17 岁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有一门课程就是逻辑,尽管既没有老师会教,也没有合适的中文教材,但“我当时对逻辑很有兴趣,就自己学习。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我就自己做练习”。
其二,志向相同:冯先生做学问的路径也是由逻辑而哲学,“我学逻辑,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其三,问题相同:金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逻辑、认识论的意识仍然不发达,几乎一直到现代”。冯先生说:“金先生的这些论断,我一向是同意的。”
其四,使命相同:冯先生说:金先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那我们就要说,和金先生结伴同行,共同奋斗的人,正是冯先生本人。因为,他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他很形象地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他又说:“由于逻辑是西方哲学中引起中国人注意的第一个方面……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他还说:“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其五,能力相同:冯先生高度评价说:“金先生的分析能力很高,所以他能把简单的问题分析得很复杂。比如知识与认识,在一般人看来觉得没分别,不能讲一大片。而金先生则分析了一大片,这就是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他又以“论高白马”一句话称颂金先生:“公孙龙的白马论就是讲逻辑的。当然金先生要分析白马,就比公孙龙高的多了。”他还很谦虚地说:金先生“对于我的影响在于逻辑方面”。其实,冯先生的分析能力也很高,他说:“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陈荣捷说:“冯友兰最大的创新无疑是把新儒学的理念变成逻辑的概念,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儒学。新儒学是一种内向的哲学,现在已被一种超越的哲学代替了。”
其六,成就相同:金先生以《逻辑》一书,成为逻辑学家;以《论道》和《知识论》两书,创立了姑名之曰“新道学”的哲学体系,成为哲学家。冯先生以《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成为哲学史家;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成为哲学家。
一言以蔽之,逻辑分析法是金、冯两位先生的共识与特点。正如冯先生所说:“我跟金先生相同的地方就是能进行分析,属于分析派。”
〈五〉
在金、冯两位先生的引领下,清华哲学系被赋了分析哲学的特色。本人为庆祝清华大学成立90周年,特撰写了一篇短文:《清华大学哲学系与逻辑分析法》,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18日。
清华哲学系成了分析哲学的教授与大家荟萃的地方。张申府于1915年在北大念书时就“发现罗素,此后一生对其痴迷”。1931—1936年在清华哲学系任教,同时在北大、北师大等校兼课,讲授罗素哲学与逻辑。他主张把长于“辨而通”的逻辑解析法与长于“活而通”的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形成“解析的辨证唯物主义”。又承认孔子“仁”的理想原则。于是,他进一步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列宁指唯物辩证法;罗素指逻辑分析法;孔子指以“仁”为中心观念的人生理想。他要以其“三流合一”的理念,来构建现代中国的新文化。
张荫麟于1933年从美国回到清华,同时在哲学系和历史系开课,也教逻辑,王浩回忆说:1939年,我考上西南联大数学系,“因为到校较迟,不能选到金先生教的‘普通逻辑’甲组,被分入张荫麟先生教的乙组。”
张岱年于1933年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到清华哲系任教。他于1936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综合》一文里,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主张。“唯物”,指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解析”,指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理想”,指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以其名著《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两本书,构建成我称之为“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
洪谦于1926—1927年,求学于清华国学院,师从梁启超。1937年从德、奥两国留学回到清华哲学系任教。他坚持维也纳学派注重运用分析法,反对建立形而上学的原则。因而,他不同意冯、金两位先生所创建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他遂于1945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清华哲学系成了培养逻辑学人才的摇篮。先后师从金先生,终成逻辑学家或哲学家的有沈有鼎、王宪钧、周辅成、孙道昇、任华、张遂五、殷福生(殷海光)、冯契、王浩、周礼全、唐稚松、苏天辅、王雨田等。
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清华哲学系成立于1926年,晚了12年。但后来“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两个系。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所以,1952年清华哲学系和全国其他各大学的哲学系都并到北大哲学系时,“清华的哲学教师到北大之后成为北大哲学系的中坚力量。”金先生成了新北大哲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2000年,清华哲学系复建伊始,在创办人和系主任万俊人教授领导下,全系师生团结奋进,在短短的10来年中,之所以开局顺利,基础已定,成绩喜人,前途宏大,和他们在继往开来的征途中,切实做到大力弘扬金、冯时代的优秀传统密切不可分。
总而言之,金先生成就了清华哲学系;清华哲学系也成就了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