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故园清绝处 堂前古月伴孤松

    他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思成……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位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以维家用。

    他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心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走与不走

    现在看来，梅贻琦在条件成熟之下离校出走，是早已有“定案”在胸的。11月28日，他的夫人携长女及两个外孙搭乘军界亲友的飞机离开北平，经广州抵香港暂驻；这期间，梅贻琦还在北平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一批重要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

    1980年10月，由北京市政协组织，清华大学召开了“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与会者在发言中，大都就其个人所知，谈到了这个“敏感性”的问题：陈岱孙先生（时任清华法学院院长，校务会议成员）回忆，梅临走时告诉他说：“我现在得赶快进城，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一段时期，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吴泽霖先生（时任清华教务长，校务会议成员）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在门口儿梅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另外，梅夫人韩咏华、秘书沈刚如都对此事作了回忆。而在诸多回忆文字中，当属张起钧和赵赓飏的两篇最为具体可靠。张起钧的回忆大意谓：1948年冬，他与梅先生同机离平。12月19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师大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被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飞走的事宜，鉴于胡适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领导，当时还裁了几张邮简，由梅和袁签字，算作临时的飞机票，以便凭票上机。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张外，还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敦福堂、赵梅伯、梁实秋等。计划好后，20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21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张起钧还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并未能成行。这是12月14 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地渴望离开这围城。……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哪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为此，张起钧发感慨说：

    “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而深深地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情势中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相，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们内心本没有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至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赵赓飏回忆说：“梅校长曾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赵当时住清华骑河楼清华同学会，16日晚间谒梅校长得悉：青年部与教育部除派专机迎接北大胡校长南飞外，将续派专机接运平津各大学教授。北平各院校已组成接洽专机之小组五人，梅先生召集，师大袁校长敦礼及北大郑秘书长天挺在内。因郊外飞机场已陷落，第一架专机暂由东长安街越哈德门起飞。原定12月20日起飞，因天候不良，延至21日下午1时启行。笔者及少数送行人士，目睹梅校长只带手提打字机一架，别无长物，神情凄怆，默然登机。飞机越过城墙时，只见机身只高过五六尺许，大家惊叹不已……”

    南方数月

    梅贻琦乘机离平后，当天抵达南京。第二天，孙科行政院长便发表了他为教育部长的委任令。他坚辞不就。但允主持“南来教授接待委员会”。不久，局势进一步急剧变化，蒋介石于1949年1月“引退”，李宗仁将南京政府南移广州，孙科辞职，何应钦接行政院长，教育部长一职由杭立武接替。梅贻琦完全脱离“教育部长”虚衔，移居上海。未久，广州教育部邀约历任教育部长商讨“教育前途大计”，梅于3月由沪抵穗。会议余暇赴港与夫人会面。期间曾向人透露说，他已经答应杭立武的邀约，联系有名的教授学人在台湾筹组编译馆，他本人先赴巴黎出席联教组织的科学会议……

    此外，李鹤龄、李书华、方钜成、林从敏等都曾对梅以后的行止作过回忆。李鹤龄回忆说：“1949年初，梅贻琦抵香港，手头拮据，一些校友还曾凑了一些钱给他，‘明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而已。’当时黄中孚还讲过这样一件事。北平解放前夕，清华曾向美国买了一批仪器，等仪器运到天津时，北平已经解放。外轮借口提单上没有梅校长的签字，不肯交货，原轮运回去。后来在香港找到了梅校长，就要梅校长在香港提货。梅校长在提单上签了字，把提单寄到北京给清华，嘱咐外轮下次仍然把仪器运去天津，由清华到天津去提货。梅校长跟黄谈起这件事时曾说过，清华的东西还是要给清华的……”

    赴法莅会

    1949年7月，梅贻琦作为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大会，同行者李书华、熊庆来、陈源、袁同礼。该会从9月19 日至10月15日举行。会后梅与李同移居巴黎南郊之“儒维集（Juvisy）”。不久梅便办理手续，准备赴美暂住。途中，他曾在伦敦停留几日。据方钜成回忆，1949年夏天，方等在敦伦，但已决定返回祖国参加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梅校长从巴黎写来的一信，说他将到伦敦来住一段时间，要方等为他定个旅馆或公寓房间，并叮嘱要找个租金比较低廉的地方。方钜成写道：“当时梅校长是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什么会议。他拿到的经费不多，而梅先生为人素来是书生本色，两袖清风。他要住一个租金低廉些的旅馆，我们是能理解的……我们给梅校长定下了一间每天要付大约十几个先令的房间。当时在伦敦有好几位资格较老、又在官场有些地位的清华校友，梅校长本来满可以给他们写信托办此事，他们甚至可能会欢迎校长在他们家中下榻的。但那时国内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和上海。在我们一些同辈同学之间，聚在一起时总谈论国内蓬蓬勃勃的政治形势。梅校长不给当时那些同官场有关的校友写信，不知是否有所考虑。”

    回归之议

    方钜成接着写道：“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之后，我们请他到我家里吃顿便饭。记得还约了当时在欧洲旅游路过伦敦的校友……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连同两个孩子）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识的同学也即将回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当时我们多半都是穷学生，但是听说陈益、蒋恩钿夫妇是比较富裕的，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什么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被清华人形容为常喜欢说‘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恐怕不见得……’的梅先生，大家是熟悉的，知道他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态度一定会审慎又审慎、权衡又权衡的。过了片刻，梅校长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边看看再说。’这是很典型的梅先生。既不全肯定，也不全否定。他赞成我们回北京工作，这是对要解放的中国的肯定。同时又说他要再看看，表明他对于过去还不能一刀两断，对于中国的未来还有所保留。

    “过了几天，伦敦清华校友会在会长夏屏芳家里举行欢迎梅校长的茶话会。记得夏家的花园相当大，到会的人很多。有一个老校友发言时还提到什么‘光复清华’之类的话。按理在这种场合，梅校长总要说几句话的，但他一言不发，态度严肃，也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种说法——很典型的处世为人含蓄态度。可能这也是一种表态吧？……”

    关于梅贻琦的所谓“回归”问题，现在事过境迁，本不需再作什么推测，但过去在这方面也有过一些议论，不妨也原样介绍几则给读者，目的仍是借以衬托他的思想和为人：

    方钜成：“现在回想起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是会有所不同的。”

    李鹤龄：“但我还要想入非非：为什么梅校长会在香港、在美国闲居一段长时间而没有马上就到台湾去呢？假如正当梅校长在美国把那些期刊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的时候，有人远远地向大洋彼岸招一招手，他会不会带着那些大包小包和他的老骨头回到清华园，最终让他的老骨头和王国维为邻呢？”

    吴泽林：“北京解放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医院礼堂向北大、清华两校教授的一次讲话中曾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林从敏：“1948年底傅作义息兵，中共军政人员入城。我们接到通知，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将有个聚会。那时天气还冷，我与林霞自协和带着孩子去参加，到会的人只有百人左右。讲话的人有三位：张奚若教授、罗隆基与吴晗学长。张教授是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张、罗教授谈话的主题是：安定大家的心。而罗教授还附加了几句：‘今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直接达到最高当局。’这当然是罗教授十分热诚乐观的表现……吴晗教授的讲话，我还记得清楚，他说：‘梅可以留在清华，胡是走了好。’……吴先生对梅师和胡适先生的看法，可以说是半官方的意见。不久中共总理周恩来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的校长、教务长们谈话‘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而且承认‘梅先生没有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这可以说是共产党官方对梅师的看法，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梅师这个教育家的尊重。”

    邱伯桃：“……北京解放时他不能留，这当然由他负责，但也是我们统战工作的一个教训。共产党欢不欢迎他呢？这是不能由一两个好友说了算的。像他这样的人，应当有与他同阶或品级高于他的共产党人出面挽留，才能奏效。他把亲儿子献给新中国，足见他在自己的进退出处上是多么矛盾。这都是我们今天在做统战工作时应当注意的。”

    寓美六年

    1949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一开始，他同老友缪云台先生一起租用了贝松生（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的公寓暂住。据缪先生说，那时他二人都是刚刚离开祖国，有惆怅感，也不知究竟何所适从。他们二人甚至想一起入纽约大学历史系读书，同做年逾花甲之年的大学生。

    关于梅贻琦寓美七年期间情况，亦有一些回忆性文字。综合这些回忆，大致情况是：

    一、清华基金的保管和使用

    前已提及，梅离校时，曾对吴泽霖先生说他的走主要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这事后来完全得到了证实。他临终前，他的病床下面一直放着一个加锁的皮包，大家都不知是何物，他逝世后组织一个小组共同启箱，发现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赵赓飏回忆说，梅在巴黎开会期间，即悬念在美之清华留学生和休假教师，他们需要继续拨款供应，否则处境将十分艰难。乃征得杭立武的同意，会后赴美洽商清华基金之保管及运用办法。“此事对清华甚至对国家影响深远，当时梅先生固对大局惜无尽力之处，只能就此局部问题作关键性之奔走。……”梅抵美后即向当时之“华美社”负责人孟治详询探洽经过，复分别访询各方情形，再与保管基金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下简称“中基会”）在美董事与会计分别接洽。时该会董事分居各地，久未开会，乃提出建议，拟在美逐渐从旁推动。……采纳孟治之建议，担任“华美社”之常务董事，进而应聘担任“中基会”之荣誉秘书（义务职），得以协助“中基会”之业务，同时对清华基金之保管与基金利息之运用，颇多切实而积极之贡献。1950年春，梅在纽约市65街125号“华美社”楼上租一室，作为“清华大学在美事务”办公室，雇半时助理一人，处理清华大学在美事务。

    叶公超回忆说：“梅贻琦寓美期间，叶每次到纽约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而且要他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做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外国。我最初也是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得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这样告诉我的。‘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计划，他想了许久，初期他未跟任何人说。”

    二、“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

    1950年2月，梅贻琦自纽约发台北“教育部长”杭立武一长信（因该信内容重要，梅特留一副本附于个人日记之中），备陈保存、管理、使用清华基金之种种问题。当年“中基会”补充董事后，改选蒋梦麟为董事会主席，蒋廷黻为副主席，胡适代理干事长。3月董事会全体会中，完全支持梅贻琦（在致杭信中）所持观点，及经过杭立武同意之基金利息运用原则，赞成“华美社”与清华合作之各项活动，但以“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名义出面行事。“中基会”干事长胡适、资深华人教授如赵元任、李书华、何廉、于斌、陈立夫、吴经熊、何浩若、霍宝树、郭秉文、顾毓珮、毓瑞、孟治、毛拜甫、程基保以及“华美社”中美籍核心人物，都是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驻美新闻人员宋晞、唐振楚二人任秘书。该委员会利用清华基金利息之一部，报告“中基会”及“教育部”先后推展下列事业：甲、资助在美之资深学人，进行学术研究；乙、资助在美之中国青年学者研究，及出版研究报告或专门著作；丙、赠送台湾专科以上院校图书仪器；丁、奖著国内研究与教学绩优之学人。

    三、恢复《“清华”学报》和资助旅美华人学者

    据李书华回忆，1953年3月间，李从欧洲抵美。梅贻琦发给他“清华研究奖助金”，使他“能从事小小的研究工作”。1954年，梅聘李为“清华研究与教学奖助金委员会（Committee on Tsinghua Fellowship）委员”。1955年3月，梅在美恢复了《“清华”学报》，组织编辑委员会，聘何濂为主席。1955年11月，梅抵台筹备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1957年11月，由台再返美为原子科学研究所洽办定制原子反应堆事宜。他曾经约集七八个人研讨原子反应堆洽办、定制问题，开会数次……

    心系故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贻琦离平以后一直心系故园母校。萧家魁先生（时为清华在美休假教师）曾以《梅先生身在国外浓然怀念清华》为题撰文说：“1949年的冬天，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由欧洲到达美国纽约。其时，我正在准备回清华经济系担任教学工作。在1950年1月底，我离美返国之前不久，梅先生托人把他写给清华的亲笔信给我，要我带归转交。信中大意说，如果清华需要国外的图书仪器，他可以设法购寄。后来此信不幸佚失。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梅先生的愿望确无实现的可能，但他关心清华的一片殷切心情，却跃然纸上。现在回想，深感此信富有历史意义，特将此事的经过写出，以明梅先生身在国外依然怀念清华的深意。”

    梅贻琦一生历尽“筚路蓝缕”、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不论他在哪里，心却一直系念北京清华故园。1942年他与顾毓琇酬答诗中有言：“……廿载切磋知不足，五年飘泊泪由衷。……回首故园清绝处，堂前古月伴孤松。”其中的“堂前古月”，即指北京清华园古月堂和堂前的古松。这期间，他还曾与校友们相约，一定打败敌寇，最后相聚于清华园，此事见刘淦芝的悼念诗文：1962年梅在台北逝世时，刘淦芝所送的挽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哪堪鹍岛哭师门”。后来刘又在悼念文章《武家坡》中解释此诗说：“……长沙相会是在抗战初期。这是我不容易忘记的，是校长当面口约，胜利重回燕都，定以窝窝头招待。我挽校长的下联，即指此事。我挽校长的原文是：自有桃李盈门，何须儿孙绕膝；原期西园把酒，哪堪瀛岛归山。……”

    在台期间，他心系故园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深切、感人。据曾任新竹工程处主任的清华1936级校友朱树恭回忆，在台“复校”时，别的大学（“交通”、“中央”等）“复校”，为了争得个“大学”的名称，颇经过了一番周折。而“清华”校长因有负责保管清华基金的使命，任务未尝中断，反而却一度酝酿放弃大学名称，迳用“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名义。在校内会计单据原须校长签章，一度改至所长为止，即删去校长的地位。在梅校长在世时，一直如此，直到陈可忠接任“清华”校长后，始恢复“清华大学”校名。何以如此？赵赓飏在一篇回忆中道破了其中“奥秘”。他说：“笔者深知，先生萦怀多年居住、垦殖、经营、布置、计划发展之故园，……故此，再三拒增研究所，不愿恢复大学部，时图节省基金利息，希望逐渐增入本金，以作原校之用……”

    （本文摘自《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 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