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研究先秦诸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研究我们的原本，就是研究我们的文化DNA。诸子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他们的肉体生命已成为尘埃，他们的文化生命已经成为我们的血液。”在近日由澳门大学和中华书局联合召开的“澳门大学杨义讲座教授先秦诸子还原四书发布会暨文化经典研究座谈会”上，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表示，研究诸子，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研究我们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如何凿破鸿蒙、开天辟地。
杨义的“先秦诸子还原四书”《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于201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总字数92万字。四本学术专著在极短时间内通过中华书局的审稿、编辑而迅速出版发行，这在学术界、出版界皆极为罕见。在诸子还原四书写作过程中，杨义教授对清代和民国学术进行深刻的方法论反思，采用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资料等全时代信息以及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的思想方法，还原诸子经典的本义，还原诸子思想发生的生命性和过程性，还原中国文化完整的、而不是碎片化的生命过程。与会专家学者们表示，杨义融通东西方的理论视野，重新确立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在当前的学术领域真正展现出民族智慧，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正在茁壮成长，对21世纪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必将发生深刻影响。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认为，杨义在研究中极其注重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深入探索，更强调对中华文明的重新把握，由此还原其应有的深度、广度与厚度，以期倡导并实践一种宏观、融通、开放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方式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但是，也有学者对杨义所做的“还原研究”提出疑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杨义提倡的还原涉及到西方的阐释学，这个提法很大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一般学界趋势形成对抗性的回应，是有挑战性的。在大的历史哲学背景下，这需要很大勇气。对于诸子四书提出的还原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陆建德曾提出一些疑问。他说：“杨先生在还原的同时，一方面结合新的考古、竹简、新的发现，在阅读时又有大胆的想象飞越，然后作出结论，这个背后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是否是铁证需要学界讨论。一本书籍出版后，最不好的是一片叫好之声而没有讨论，然后束之高阁。”
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也提出：“杨义先生做的是还原研究，这使我产生一些想法，因为在现代，从西方诠释哲学领域来说，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精神产物能够还原吗？”他认为，所有的诠释都围绕原著、文本，它不是原生的，这在当前，至少在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比较盛行的。杨义先生的还原，或者可以引出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则认为，杨义先生绕开传统学科的方式，更能贴近古人的心声，这种还原在学理上完全讲得通，令人击赏。他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及相应的激情，在每一部书籍中都有体现。一般涉及历史本身，很多问题难以解决，如历史文献很有限，材料绝对真实很少，但不影响我们体会先秦人的生命，我们是在往真实道路上前进，这种对生命的体悟也是一种还原。对古人我们也要用生命去体验体会，杨义先生在这方面起了非常好的典范作用。
在谈到为何要对先秦诸子做还原研究时，杨义表示，因为诸子学是非常高深的国学。所谓还原就是追求一种学术境界，它的本义是：一要研究先秦诸子发生学，二要透视诸子创造学说的生命过程，三要对诸子学说进行文化基因的分析，以疏通中华民族在其思想、文化史上生长起来的文化精神脉络。两千多年来，尤其是清朝和民国诸子学研究建树丰富，我们不应该忽视和低估，但一代学者不能简单地重复前人，应该掌握他们的学术成果、思想方法，同时对他们的长处和极限进行深度借鉴和反思。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认为，“先秦诸子还原”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厚重的学术气魄，力图打通文史哲领域，全面总结并批判式地继承清代和民国学术，对中国学术的思想方法进行深刻反思，找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突破点。这就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经验和智慧，将诸子文化看作一种人类活动的生命存在和创造性显现，赋予其生命的本真和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学术气魄和学理体系代表了21世纪的中国学术方向，体现了底蕴深厚的大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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