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知遇丁玲

    27年12月，著名的《小说月报》18卷12号的重要位置，刊出了一篇名为《梦珂》的小说。小说感触深挚，描写细腻，极具特色，因而引起很大反响。小说作者的署名在文坛上显得颇为陌生——“丁玲”。不久，同一作者的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在《小说月报》重要位置刊出。这篇“日记”，以青年女性追求理想灵与肉统一生活的描写，来表现一代觉醒者的苦闷和热望。由于主人公精神思想展示大胆而袒露，一时间，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响。

    不长时间，同一作者的《暑假中》刊出，《阿毛姑娘》刊出……《小说月报》破例地为一个不知名的作者连续发表小说，并且均占重要位置，这实在有些罕见。自然，这有赖于丁玲作品的水准，但也离不开编辑的大力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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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丁玲当然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当时可不是这样。对编辑，后来以“丁玲”之名在文坛驰骋多年的作者说：“当年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这编辑，就是文学研究会主将，当时在文坛已颇有名声的叶圣陶。

    叶圣陶是在代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时发现并发表丁玲的。当时的《小说月报》，经过新文学重要人物沈雁冰（后来以“茅盾”名世）大力改造，成了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后经郑振铎等人的努力，《小说月报》在全国文艺界，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段时间，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叶圣陶，正代郑振铎主编该刊物。在来稿中，他发现了一篇寄自北京的小说《梦珂》，读出了别具的新意，便立即安排发表。

    《梦珂》的发表激发了作者，她立即写下了自己的成名之作，也是代表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用丁玲晚年的话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不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莎菲追求的，最根本上说，是生活意义。因此，她对待爱，既不顾及什么礼教束缚，同时也是严肃的，认真的，纯洁而神圣的……莎菲苦闷，彷徨，那是因为她始终不泯灭理想，她是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作品，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真正惊世骇俗。就在后来几十年里，这篇作品仍因其内容而毁誉参半。当时将它发表出来，编辑的眼光和魄力也确实值得人感佩。

    不仅如此，叶圣陶在编发了丁玲这几篇小说后，又给丁玲写信，以为她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并说如果作者同意的话，他可以代为与开明书店交涉。小说发表已算幸运，出书就更叫初出茅庐的作者意外了。她当然立即同意。经过叶圣陶联系，丁玲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出版。小说的连续发表和小说集出版，丁玲的名声在文坛越来越响亮起来。

    数十年后，丁玲在回忆起此事时，感激之情依然浓烈：

    我写完第四篇小说《阿毛姑娘》，把它寄给了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把它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同时回信给我，说把这篇稿子加在一起，可以编一本集子，并且问我是否愿意交给由章锡琛先生主持，他自己也参加编辑工作的开明书店出版。一个才写了四篇小说的学徒工除了对叶先生怀着感激之情外，还能有什么意见呢。但用八十年代的眼光看来，这个学徒工实在是一个傻瓜，竟然没有想到应该请叶先生为这本小说集写序题词至少写几个字在封面上；或者请书店的责任编辑写几句评介本书内容、介绍作者的话；这一些都没有……我的第一本小说能在开明出版，我引以为荣。对于开明书店的编辑先生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师长。几十年后，现在回想他们那时的工作、作风，仍使我感动……

    叶圣陶当时的提携对于丁玲有多么重要，这在外人也看得出来。沈从文在1934年出版的《记丁玲》一书里曾这样说：“她（丁玲）于是开始写了《在黑暗中》以次诸篇章。对于这个新作家的写作，给了最大鼓励的，实为那时《小说月报》的负责者叶圣陶。《小说月报》用了她的文章，且随即就寄给了一笔出乎两人（指当时生活在一起的丁玲及胡也频）意料以外的报酬。……作品刊载后就证明了编者（叶圣陶）的见识，超人一等，对于这无名作家作品的采用，并不见得错误。”

    因为这样的成绩，也为了更大的发展，1928年，丁玲与爱人胡也频从北京来到上海。暂且安排住下后，他们即刻想见到发现并大力支持丁玲的编辑。其实当时叶圣陶也不过三十来岁，但他的温文淳厚，使丁玲感到长者般的温暖。叶圣陶在发表丁玲作品时，并不知道作者是男是女。《梦珂》，尤其《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之后，上海编辑、出版界朋友多来向他打听作者情况，叶圣陶当然也无从说起。现在作者——年轻的女士站在面前，并不善言辞的叶圣陶对感激他的话一再推辞，只是谆谆叮咛作者：“继续写吧，认真地写。”

    此时的丁玲，已颇有了些文名。由于叶圣陶的介绍，她与出版其小说集的开明书店同仁也有了联系。叶圣陶除去关心丁玲的创作，还关心着她的生活。一次，他与老友王伯祥、徐调孚等去海宁看钱塘潮，也不忘约丁玲和胡也频一起去。这在他们彼此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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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的张扬和反叛，常常导致对社会改造的热望。丁玲在展示了自己个性描写之后，因为与瞿秋白、冯雪峰等革命者的接触，渐渐对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表现出很高热情。与先前文字迥异，她关注旧中国农民无穷尽苦难的小说《水》出版了。很快，她又写出上海工人生活的《夜会》等作品，在观念及表现手法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和拓展。1933年，丁玲担任了“左联”党组书记，已经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了。

    尽管叶圣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左翼”作家，但在这个时期，丁玲与叶圣陶，在大的事件中，看法仍是一致的。1932年“一·二八”战事发生，由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叶圣陶与丁玲均名列其中。丁玲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时，在约稿名单中，首先就是自己以师礼事之的叶圣陶。

    意外出现了。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当局绑架了丁玲，并很快由上海带往南京关押。在这里，她一呆就是两年多。她不仅为此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在而后的岁月，她还为这次绑架遭受到无尽的麻烦。

    丁玲被捕之后，文化界为营救她及同时被捕的潘汉年，组成了“营救会”。蔡元培、胡愈之、邹韬奋、林语堂、郁达夫等著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请查明真相，将人释放或移交法院办理。叶圣陶正是签名者之一。最后，文化界的努力并没有使得当局释放丁玲，但却让国民党不敢轻易下手杀害她，还使她的活动在很小范围有了些许自由。

    这关闭丁玲期间，文化界一直在观注着这位女作家。鲁迅先生为此写出著名的《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但是，随着关押时间渐久，当局又散布许多不良信息，有关“丁玲转向”的谣言便在文艺界传开了。

    尽管后来丁玲为“转向”问题受到很大影响，但叶圣陶却并不相信那些。丁玲关闭两年多后，生活上有了一点点松动，这时，获知消息的叶圣陶，立即给她写去一封约稿信，希望她能为纪念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写一篇作品，以便收入纪念文集。两年多不写东西，与外界基本隔绝的丁玲，接到约稿信，心情可想而知，她于1936年5月3日，急忙回了叶圣陶一信。信中对这个时期的情况及心理有充分表现，内中的愉快、感激之情，有活生生的显露；同时又为自己已有些生疏的笔感到不安：

    你的信真使我喜欢得跳了起来，我是晚上收到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一点什么东西来到了我的心头，我来回想着一句话：‘我一定要赶忙写一篇文章给他们。’你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所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呵！只是我很难过，我怕我锈烂了的笔尖写一点生硬到可怕的东西；我最怕的，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我会使一些爱护我的朋友们失望，我不愿以我的不努力来伤了什么人的心。不过我总写就得了，如果写得不好，你就莫放进去，等下次有比较看得的再放在什么地方好了。我很愿意以后可以写点好的才好！

    这封署着本名“冰之”的信里提到要写的作品，便是短篇小说《一月二十三日》。此作品后来收入1936年7月开明书店的十年纪念文集《十年》当中。这是一部为纪念，也为感谢多年支持的老作者的多人集（书店为这批作者付出很高的稿酬）。集中收有老舍、张天翼、王统照、巴金、叶圣陶、茅盾、萧军等人的作品。丁玲的作品收入其中，对她的处境是一种消息传递，对她个人，精神上及物质上都是一种极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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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秋，丁玲从南京逃出，去往延安。在那里，她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写出了许多与延安战士、领导人及民众有关的作品；通过亲身参加土改，她写出了后来获得声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9年后，丁玲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等职；并主持《文艺报》、《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为培养青年作家，丁玲建议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文学讲习所”），上级批准后，让她任所长。为搞好教学，她曾请教了叶圣陶等在文化方面有很深造诣的老作家。看来，丁玲对那段知遇之恩是念念不忘的。

    不仅如此，1950年时，丁玲在一篇《“五四”杂谈》文章中，对当时的作品作了回顾。其中除鲁迅外，她仅列举了两位作家：冰心、叶圣陶，对叶的作品评价相当之高。

    但是，丁玲很快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人物，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她才由劳改地回到北京。到北京刚刚稳定下来，她便与丈夫陈明一起，第一个拜访了自己一直执弟子礼的叶圣陶先生。

    彼此间不通音问二十年，他们连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都忘记了。叶圣陶此时已八十有五，陪着接待丁玲的还有叶的大儿子叶至善。叶至善还能记得丁玲五十多年前访问叶圣陶时送给自己玩具的情形，他还记得当时丁玲穿一件湖色连衣裙。大约这种色调及式样在当时较为别致吧？使叶至善把儿时的印象留到了老年。

    丁玲告诉了叶圣陶自己这数十年的行旅，更多的，他们是拉家常地谈到了早年相识的情形。丁玲心情复杂地说：“叶老，当年要是您不发表我的小说《梦珂》，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叶圣陶接不下去这句话了，只是温厚地笑着。丁玲走后，叶圣陶回首往事，夜不成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下午忽丁玲来访，偕其爱人陈君，二十余年不见面。渠先居北大荒十余年，后迁居山西长治数年，皆不得与外界通消息，不得有所撰作。去年年末始得昭雪，丁玲言当时苟无此举，或不治文艺，整个生活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余闻此亦深感。”第二天晚上，叶圣陶“午夜醒来，感于丁玲之来访，思作一词赠之。于是一连两三小时不复入睡。今日上午居然作成一首，完篇之快，前所未有”。这夜思迅速完成的，是下面这首词——“六幺令”：

    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惟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由词中可以见出，他们当天还谈到丁玲的病，甚至追忆到当年叶圣陶邀请丁玲、胡也频到钱塘观潮的情景，这样长久的时光及友谊追溯，在人生中实在不多。

    五年之后的1984年3月，年逾九旬的叶圣陶老人，勉力参加了老舍85岁诞辰纪念会，回家后即因胆结石住院。在家人的犹疑中，老人却坚持同意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住院期间，丁玲与丈夫陈明，带着花篮前往看望。叶圣陶十分感怀，手术第六天，他便在病榻上写下《丁玲陈明馈花篮问病作此奉酬》一诗：

    三色苍兰一篮盛，红黄粉艳露犹莹。

    对花历历念旧情，深感丁玲与陈明。

    敢告手术经过好，已能扶起纵远眺。

    昔年剖胆今割了，自谓胆量尚不小。

    丁玲得到这首诗，“读后令人感奋，欣喜，不能自已。”她希望更多的人来感受老人的精神，便写下一篇“附记”。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叶老曾是我的师长，这次他在病魔面前显示出的顽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旺盛的生命力，浓郁的诗兴，更策励着我辈不敢枉自言老，不敢稍懈自己的斗志。”这首诗和丁玲的“附记”，不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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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由于几十年的生活颠沛及精神压力，丁玲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为了这些年没有能较好从事自己的文艺事业，她以全副精力写文章，主办刊物……1986年3月，丁玲——这位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深深印迹的一代名家，走完了她八十二年的人生道路。年高九旬的叶圣陶先生得知此消息，久久无语。他回想丁玲坎坷的一生，想到丁玲告诉他可终于没有完成的创作计划，十分痛心。尽管病目已久，可老人仍勉力地写出一文《悼丁玲》。在回忆起1979年丁玲来看望他时，叶老说：“那一天，她跟陈明一同来我家。突然见到她，我真是又惊又喜。人当然老了，鬓角有了白发，但还是那样热情、健谈。……突然她说：当初要不是我发表了她的小说，她可能不会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我不同意这句话，走上文学道路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可是我理解，她并无埋怨的意思，只是表明她虽然经受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却毫不反悔，而且打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对于丁玲的逝世，老人遗憾的说：“要是她多活几年，或者在过去，就让她多写个十来年，那该多好呀。”

    是啊。叶圣陶当年抱着那么大的热情，将丁玲，这位极富艺术才华作家的作品推出，当然怀有为中国文艺事业贡献一份成绩的良好愿望。可几十年过去，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却因人生的种种波折，未能充分展示才华，这在深懂文艺的叶圣陶心里，该是多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