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国远征军

    近段时间，媒体讲述远征军之事较多，一些相关的影视作品也颇受瞩目，我联想到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24日刊登的《这个时代还有没有敬畏：“我的团长和我的团”背后的文化观察》，那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对该电视剧的评价是严肃的中肯的。中国远征军为民族和国家争生存，争独立，为人类争和平，是首次与英美国家并肩作战，出战中印缅战场，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1942年5月26日《大公报》《再谈缅战》记王芃生谈话讲得好：“站在盟国的立场上，站在扶弱济贫的国策上，站在领导亚洲，以及保卫云南的出发点上，我们应该出兵是无疑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发出的正义声音，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一问题，仍是有意义的。战争总要付出代价的，要有牺牲的。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予以否定。中国投入这一战区的兵力为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66军，共3个军，10万人，称远征军，回国时仅存4万人左右，牺牲的确是巨大的。（见《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考察历史，中国远征军在中外历史中有崇高的地位。1942年3月远征军入缅作战，重创日军，屡建奇功，为盟国称赞。后以诸多因素遭受失败。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于5月26日殉国于缅北茅邦村，周恩来称其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这是我们对战死在异国土地上的远征军，无论是将军或是普通士兵应持有的态度，绝不能以当炮灰论之。

    我接触过一些远征军战士。那时我在陕西省立兴国中学读书，许多同学投笔从戎。我现在任教的南开大学有10多位教师当年是西南联大学生，弃学从军，给美军当翻译。我和他们不少人交谈过。他们之所以入伍，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救国。这是那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所选择的道路。我中学的一位好友晏安民，家住西安市东大街，父亲是木材商，家道富裕。他从缅甸战场归来，曾给我谈到他在战场上的见闻，一同参军的，有的就战死在热带原始森林中。

    无论是从什么立场上看，这篇富有批判性的文章，都是有价值的。只是我觉得个别地方史实说得还不够准确，所以提出来，希望能起到补充的作用。

    “士气不振”说偏笼统

    文中讲到中国近代以来，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受挫，抗日战争刚开始时也是。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尽管浴血奋战，都是败多胜少。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到南京、武汉、广州战役，大都如此。可以说“中国人士气不振”。

    这样的论述不够确切。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各个战役，情况各异；将浴血奋战与士气不振联系在一起，从文字上讲，也不够严密。

    如所周知，抗战第一年，国共合作较好时，真是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平型关和忻口战役，两军合作，取得胜利。如1937年7月中旬，曾参加11届国际奥运会的王润兰入伍，任国民党32军3团3营排长，在河北漳河阻击南犯日军，以大刀同日军短兵相接，无一人退缩或弃阵逃跑，最后与日军的坦克同归于尽，他们像吉星文团那样的英勇，为民族立了大功。

    从1937年底到1938年春，八路军入山西作战，不断获胜，如反六路围攻、凤凰山战斗、神荚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生口战斗、反九路围攻等。其中反九路围攻是朱德、彭德怀指挥第18集团军、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的新军和地方游击队等各种抗日力量合力取胜的。同日军交战数十次，力挫强敌，国威大振，为晋察冀和晋察鲁豫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战场上，将领的智慧谋略和奋力决定着战局的进程和命运。

    再看看正面战场的状况。

    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担任台儿庄正面作战的孙连仲，防守司令汪峰城，率部誓死抵抗日军，击败了日军矶谷第10师团，板垣第五师团，中国军伤亡近万人。

    徐州会战之所以失败，是指挥作战者犯了错误，并非士气不振。郑洞国在其回忆录中有明确的论述。

    淞沪会战打得极为激烈，日军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不得不多次请求东京派兵支援，侵略军由7万增加到20万。中国军队誓死抵抗，像姚子青营长坚守阵地7昼夜，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对此，美国记者田伯烈有这样的论述：“中国军队这种英勇的失败以及英雄的抵抗，便是扬子江区域内战争的特点。”（《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页）居住于上海的日本人士中西均一，以《中国民族起来了》为题写到：“中国一般的热血青年，都愤恨日本人的行为，希望快点把上海化为战场，将日本人驱出上海，充满着欢迎战争的空气……青年男女都兴奋高唱军歌。军歌中最流行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七八岁的男孩女孩也都高唱着：前进；前进；进。这可看到中国人的坚决与紧张，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街上碰到，都说：我要到前线去了。”（转自向愚编抗战文选第二辑第151—152页）

    南京战役以光华门附近的战斗最为激烈，日军曾两次冲入城内，均被守城军队消灭。

    武汉会战中，覃联芳第84军在广济、武穴一带，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田家镇要塞之战，歼敌六七千人，守军为保卫祖国领土战至最后一人。

    由此可见，“士气不振”说的笼统了。这并不是说没有士气不振的事，还是应区分开来。1937年12月，日军在津浦路北段发动进攻，渡过黄河，韩复榘畏敌如虎，率部南逃，日军遂长驱直入，士气低落到极点。蒋介石枪毙了韩复榘。李宗仁急调川军从正面和侧面迎击日军，战局在邹县、藤县之间形成对峙状态。一般说来，战争失败时容易出现士气不振现象。上海沦陷后，士气也确曾低落过。但抗战时期，抗敌失败后的军队总是重新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保家卫国，在在表现出杀敌的英雄气概。持久战的思想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胜负不在一城一池的丧失，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了新的战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互动互助。日军的屠杀政策更加激发起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中国抗战就以特殊形式展示出来。所以说士气不振的说法，难以全面说明历史之真相。

    这是须要补充点之一。

    蒋介石之所以参加开罗会议

    第二，在谈到蒋介石之所以参加开罗会议，该文说：“在远征军战场上，先败后胜，开始彻底扭转了败局。正是这场战争，使得蒋介石在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上能够代表中国，和英国和美国一起讨论抗战胜利后收复台湾等地的主权，制裁日本。”这样的表述肯定了远征军出征的正义性，批评、纠正了“炮灰”的说法的同时，也出现了史实上的不够确切。至少在我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看，显得简单了些，不够严谨，或者说不够确切。如所周知，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举行的，中国远征军第二次作战是1943年10月开始的，刚刚打了一个月，战局尚未扭转。这次反攻战延长了一年零五个月，至1945年3月始完成了反攻任务。

    说战局在1944年得以扭转可能更准确些。1944年5月12日（或说11日）远征军渡过怒江，6月攻击高黎贡山，9月14日占领腾冲。1945年1月28日，滇缅远征军和由印度出征的新一军始在中缅交界的畹町会师，中印交通打通了，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庆祝台是临时搭建的，印缅军队方面由索尔登将军代表，滇西远征军由卫立煌将军代表。台上还有7位中国高级将领，7位盟国将领。两位将军的讲话，都阐明这次滇缅会师是同盟国合作的结果。最先讲话的是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致词，随后14航空队陈纳德、第10航空队台维逊、工兵队毕克相继致词。一位目击者记录了这一盛况：“在界路上，搭起一座牌坊，牌坊顶上挂着‘中印公路通车典礼’，横额两旁是一付对联：国际路重开，突破封锁。同盟军并进，直到扶桑。”（傅又新《军中归讯》，文光书店1949年1月版第151页。）

    美国之所以邀请蒋介石，从罗斯福总统的讲演中可以找到答案。透视历史，应该说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遭受极大损失，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宣言，全世界反侵略战线组成，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联盟，美国是盟主，中国是举足轻重的成员。在此之前，中国是孤军作战，顶住了日本的野蛮侵略，并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当时美英迫切需要中国和他们共同并肩作战。罗斯福在要求其国会废除排华法案时讲：“中国是我们的盟国。多年来，她为反对侵略而孤军奋战。今天我们和她一起战斗。她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的战争。”（《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44页） 他在关于对华援助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突出地讲到“中国的抗日具有特殊的地位，具有高于其他各国的斗争经验：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武装上占领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中国人民破坏自己劳动的果实，以免为日本掠夺性军队所用的巨大牺牲，树立了牺牲精神的崇高榜样，为了夺得我们正在满怀信心去争取的胜利，这种牺牲精神对于大家都是需要的。我希望并且相信，利用合众国国会现已批准的款项，将从物质上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减轻武装入侵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负担，以及解决对于我们共同敌人进行武装抵抗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生产和采购问题。”（同上书，第345页）这是西方政要第一次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高度的评价。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受西方的欺凌和压迫，一直是受害者。现在被视为英雄，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历史发生了巨变。因为中国是一支巨大的抗日力量，盟国需要中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邀请中国参加商议反对共同敌人的大事。罗斯福在《坚定我们是为人类更美好的日子而战的信念》中讲的：“在同委员长的会见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远见，有勇气的人，他对当前和今后的各种问题具有非常敏锐的了解。我们讨论了从各个方向对日本发起决定性打击的各项军事计划。我认为我可以说，他回到重庆时，对彻底战胜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有明确的信心。我们同中华民国友谊深厚的目标一致，今天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密切了。”（同上书，第452页）这是开罗会议后罗斯福讲的。为什么蒋介石被邀请，从这里可以得到清晰的了解。

    因为欣赏这篇文章，特别文章指出的不能描绘远征军有什么“炮灰”团，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做这两点补充，以表示赞同对有关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能展开有益的自由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