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你的现实批判还在吗？

    梁晓声说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做一个像胡适、蔡元培那样的，中国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当年蔡先生都是步行去北大，人家送他马车都不要，更别说汽车了。出入校门见了工友还会鞠躬，且是发自内心的谦卑。”他一直坚信不移的是，文化应该担负起培养公民品行、抚慰和温暖他们倍感伤痛的心灵的职责。

    近些年来，相比此前的诸多作品，梁晓声似乎给读者的印象淡了。

    他写于199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近日再版。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的书也应该要变化。现在我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希望通过修改尽量使之‘重见天日’。”再版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新增了《关于土地的杂感》、《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等多篇文章。

    他的作品在关注什么？他的现实批判还在么？他的堂吉诃德式的对社会发言的热情还在么？

    投枪和匕首情结

    读书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在十几年后再版，您也认为，知青群体是特别值得独辟一章来讲行评说的，此前没有写，为何这次再版时没能补遗？

    梁晓声：我最近在为即将出版的知青日记写序，他们的日记内容，关键词是忠诚、革命、献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判……唯独缺少年轻人的细致感情，比如有知青负责给队里敲钟，他会写敲的是革命的钟，战争的钟，阶级斗争的警钟，似乎要敲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他们写的日记是发自真心的，今天看来却很荒诞。但“上山下乡”客观上却使当年的广大中国城市青年与中国的农民尤其是最穷苦的农民紧密地同时也是亲密地结合了十年之久。这使他们对于“中国”二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他们对于“人民”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了解。

    我不太愿意使这本书，因为增加太多内容变得跟当年相比面目全非。所有阶层，包括农民和当年相比，生存状态都有所改观。本书呈现当时的状况，会使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的变化，谁变化得最多最快，我们应该通过比较加以重视。

    读书报：类似《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样的“非小说”，在您的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少。

    梁晓声：我写了大量的时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笔一直是这样写过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我1600万字左右的作品中，散文时评的文字占了三分之一。我理解的作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不能只摆平了书桌写小说。

    这也和成长的文化背景有关系。我在下乡之前就读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雨果和柏拉图文集，不但读小说，还读他们的时评。但是中国，从明清以后的作家常常不是这样。有些作家只是写小说，把一切隐在小说里，不直接用另一种文体表达对社会的看法。这一点可能跟性格和谨慎有关。

    读书报：从事创作这么多年，你创作的心态和文艺观有变化吗？

    梁晓声：最初从事创作时，我非常崇尚鲁迅。我们强调鲁迅的投枪匕首，其实就是社会批判的功能。由于我们曾经把鲁迅摆放在那么高的位置，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几乎成了我们认为的文艺最光荣的功能。但事实上在创作实践中，整个批判不能深入下去，于是投枪和匕首成为一种情结。

    假如巴尔扎克所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文学应该是史外之史，历史没有细节，文学中有毛茸茸的细节，文学工作者是时代的书记员。这个观点，和仅仅持鲁迅的投枪匕首观点不同，书记员不仅把握文学批判唯一的功能，还要记录真善美，记录生活稳定的价值观。我了解这一点，要求自己在作品中批判，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给予。

    再难也没怀疑过真善美

    读书报：你一向关注社会现实，对于当下很多状况非常忧虑。我记得你说过自己的忧郁情绪来自苏俄文学的影响。如果早期是受文学影响的话，后期呢？

    梁晓声：有一种误会，好像发现假丑恶的眼睛才是深刻的，我不这么认为。我看的经典文学都是秉持我所认为的这样一种文学理念。我们所认为的经典，现在我们看《我的名字叫红》、《灿烂千阳》，那个国家经历了那样的时代，作品仍然会像长了翅膀一样感动那么多人，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样写呢？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饰之后高于生活，只是在我们能把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呈现的状态，人性的真善美所能达到的高度，文学高于生活最终是高在这里。也许最终会使我们想到，这样的作品需要眼睛发现。

    读书报：你对真善美就从来没有怀疑过？

    梁晓声：从来没怀疑过。我的眼睛都看到了，看到某些官员表现出的为人的品格那么低下，这个肯定是要批判的，关键在看你批判时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比照。傅雷自杀后，儿子在外地，上海有姓江的女士，冒着极大风险收藏傅雷先生骨灰，同时挺身而出上书为其鸣冤。那要付出多大的勇气、花费多少口舌？她的做法在当时对自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粉碎四人帮后，傅聪兄弟回来找父亲骨灰，要报答江女士。但她什么也不要，只看了一场傅聪的演出，就从傅氏兄弟视野中消失了。什么叫崇高 ，什么叫高贵的人性，这就是。而且我们应该看到，只要存在一，就有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在看那样的时代时，除了要批判，还要站在社会良知的立场上反思。

    读书报：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你的创作历程和创作环境基本也能反映时代的发展，你能谈谈创作和时代的关系么？改革开放30年，从知青文学到以平民立场关注底层，你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梁晓声：近年来，我的一些朋友会经常说，你是不是变了，写过《九三断想》、《九五随想》，那些书有投枪和匕首的味道。我现在认为，更大的责任不在于写出一点腐败，也不能满足于描写“丑陋的中国人”。中国将来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知识分子推卸掉社会承担的责任感，甘愿强调“我其实是普通一员”。如果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的形象成为无足轻重的群体，是令人忧虑的一件事情。

    上网只会浏览正面资讯

    读书报：你如何看待网络？

    梁晓声：文化本身有本能性，也有自觉性。在所有文化现象中，有正文化和负文化。我想，我们除了肯定网络给我们带来的文化便利之外，世界有一天也需要反省一下。

    读书报：2006年，您在第三届海峡两岸妇女交流研讨会上，鼓励妇女“这一人类之高贵群体的名誉共同抵制网络”，这一言论引起强烈的反响。现在，您对网络的看法有变化吗？

    梁晓声：网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网络是相当大的一个娱乐场，一般情况下呈现那么恣肆的、放任的、甚至俗不可耐的自娱和娱人的状态。同样是这个网络，还是这些网民，当重大事情发生时，网络对于腐败现象、对于社会公平、对于具体事件的快速反应是不可阻挡的。从这方面来看，网络的正面作用绝对不可低估。

    我之所以不上网，第一是浪费时间，第二是不希望看无聊的事情。由于我对于网络后一种作用的肯定，包容了前面的不喜欢。至于当年在会上的发言，是因为还没看到网络能力在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对于腐败现象的监督方面焕发出来。但是我依然不上网。我毕竟还是一个写作者，不能由写作者变成一个网络红人。

    关于知青文学

    读书报：这么多年来，知青文学一直不断地出版，也不断地产生一些影响，为什么你的作品能够成为引领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

    梁晓声：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太多的关系，我是66年老初三毕业的，经历文革两年后下乡，我是带过红卫兵袖标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就此质问。德国电视台来采访，镜头对着我，我说：“红卫兵时期是那样式的，我不是那样式的。”恰恰是文革中，我和同学们的关系是好的，和所有老师关系空前好。当看到老师被剃鬼头时，我给我的老师敬礼。我的老师多年后仍打听我在哪，就因为一次敬礼。我要感谢文学。我在文革前看了那么多文学作品，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身上印证了，我接触了很多知识分子，我对所有受伤害的人现出友善。没有一个同学或同事，站出来说：我来揭发我所认识的梁晓声。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文学作品一路努力走来，像《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等。我们秉持的真爱的理念，不要轻易地因为市场化就放弃。

    读书报：您最近在写什么？还在写这类题材的作品吗？

    梁晓声：最近刚写了四十多集的知青电视剧，又给家乡电视台写《返城年代》。最初接到和知青有关的题材时，我本能的反应是排斥的，常常想不应该再写了。我不会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大稿纸要用几十本，每隔两天就要去买一次笔，售货员都认识我了。

    可是接下来我会想，这个题材在今天写还有什么值得的。如果给我空间，允许我表达，我会写下去，因为在文化生活中看不到对那个年代的表现了。我不但是在写返城人物，也是在重新呈现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端点决定了现在的状态。我们支持改革开放，在那时充满理想主义，我们可能要的是玫瑰；现在得到了玫瑰，可是玫瑰有花也有刺，而且不是一般的刺——这跟当年的理想期望值是有差异的。接下来我还会写有关思考国家、民族命题的文章，这些都是文学。

    我从来不把自己定位于面对稿纸只写小说的人，也不认为只有那样定位了才能写出不朽的作品。鲁迅不是也写了大量的杂文吗？我不但是作家，还是文化知识分子，还要肩负文化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