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的文学事业

    前不久，北京大学召开“高名凯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高名凯先生诞辰100周年”。因职务关系，我代表北大中文系致辞。谈论高名凯先生（1911-1965）的学术成就，那天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比我在行。虽然早就读过徐通锵的《高名凯和他的语言理论研究》（《燕京学报》新8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说实话，一知半解，只知道高先生的四部主要著作《汉语语法论》、《语法理论》、《普通语言学》和《语言论》，“反映了一位中国语言学家为建立中国理论语言学而历经的奠基性艰苦历程”。专业上如此隔阂，一定要我说，只能抄书，可这又非我所愿。于是，掉转话题，谈论起文学研究者眼中的高名凯、高先生来。

    我读过一些高先生的书，可都不是他的代表作。在中山大学念本科时，语言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79）；进入博士课程后，因研究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变迁，经常翻阅刘正埮、高名凯合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比起1958年高、刘所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这“词典”更实用，也更耐读。可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不识货，此书堆在旧书店里大降价。我先后买了十多册，分送朋友及学生。20年后，风水轮流转，学界对外来词的输入、流播及变迁感兴趣，此书加上日后刊行的岑麒祥编《汉语外来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1）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对高名凯先生的了解，还得益于北大中文系另一位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在《浮生散忆》中，林先生谈及抗战中他在燕京大学聆听高先生的高论：“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在镜春园高名凯先生家里的一次谈话，那时高先生刚刚从法国归来，风华正茂，在他的书房里和我畅谈欧洲语言学兴起和欧洲汉学家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特别提到他的老师法国的马伯乐，还有瑞典的高本汉，他们都对汉语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高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这本来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事，而且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比他们熟悉得多，我们所缺乏的只是现代的方法，我们应该有志气超过他们。”（《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4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这次谈话，决定了林焘日后的学术方向。作为后学，我感叹不已的是，在那么严酷的现实环境中，高先生依旧保持远大的学术理想，这也可见那代学人的志气与豪气。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高名凯的“文学事业”。作为专业造诣很深的语言学家，高先生翻译罗素的《哲学大纲》、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都在情理之中；让我惊讶的是，他还是著名的巴尔扎克小说翻译家。二十种译作，集中刊行于1946—1954年间，这让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拿起译笔？对于留法博士高先生来说，译巴尔扎克小说，是为了学术研究、为了个人兴趣、为了社会责任，还是为了赚取稿费？从金钱角度谈翻译，似乎很俗气，其实不然。近现代文化史上，为获得留学经费或支持日常生活而译书，是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译着译着，译出了兴趣，译出了经验，也译出了名声。王力（了一）先生留学巴黎期间，翻译许多法国文学名著（左拉、莫里哀、乔治·桑、纪德等），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当然，也有像赵元任先生那样，衣食无忧，主要是为文学趣味与语言实验，而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商务印书馆，1922）的。

    在《汉语语法论》（开明书店，1948）的自序中，高名凯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任教的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只好迁居北平城里，担任中法汉学研究所研究员：“我每日到所和甘茂德子爵（Vicomte de Kermedec）共同研究中国文字，翻译中国小文，六小时的疲惫工作之后，白天的剩余时间又得花费在生存的挣扎上。”后面这句话有点蹊跷，什么是“花费在生存的挣扎上”呢？读高译《杜尔的教士》的序言，方才明白，这指的是翻译巴尔扎克小说。那年头，物价高涨，薪酬无多，“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经济的压迫之下”，于是，应朋友之邀，高名凯开始为上海的书店译巴尔扎克小说。每日到所工作六小时，“回家时还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平均每日译四五千字”。这撰于1946年9月20日的译序，结尾处专门提及：“我译巴尔扎克小说集时，得吾妻陈幼兰女士的帮助甚多。她给我解决了许多疑难的问题，甚至于替我翻译了好几段。”这可不是客套话，高太太陈幼兰女士，婚前乃法国里昂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曾获里昂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除图书管理，还喜欢文学与艺术。在抗战的漫漫长夜中，身处沦陷区北平，夫妇俩翻译、讨论、品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算是难得的欢愉时光，而不全然是苦役。这才能解释，为何抗战胜利燕大复校，高名凯还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继续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杜尔的教士〉译序》中有这么一句话，可视为答案：“愈读巴尔扎克的书愈觉得他的伟大，愈觉得这工作之有意义。”（参见《杜尔的教士》，上海：海燕书店，1949）

    当初不以为意，主要是考虑养家糊口；没想到，竟逐渐译出了兴致，知道“这工作之有意义”。今日谈论译介巴尔扎克的贡献，学界都会提及高名凯的名字。虽然，1915年就有林纾等译《哀吹录》刊行，中国人之集中翻译巴尔扎克的中长篇小说，却是在1940年代。“就当时和后来的影响来说，最突出的是穆木天、高名凯、傅雷三家。”三家之中，穆、傅二家以文学性见长；而高作为语言学家，自然更倾向于直译。在研究者看来，三家各具特色，“均是文学史上的著名译作”（参见李宪瑜《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94页、8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今日中国学界，很难再有顶尖的语言学家，愿意且能够像当年的赵元任、王了一、高名凯那样，同时为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有时想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遗憾——有专业，但很难超越专业、另辟蹊径。老一辈学者术业有专攻，同时又很有生活情趣，如高名凯之喜欢京剧、字画、音乐、文学等。正因为本就有此爱好，才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就另一番事业。

    2011年4月1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