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一世界

    郭凯是一位读通了经济学，在主管全球宏观经济事务的国际货币基金工作，又具有中国传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胸怀的知识分子。在这本《一沙一世界》中，郭凯用简单又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娴熟地剖析了近几年发生在中国和全球经济中的一些大家熟悉且关心的大事小情，视角独特，充满智慧，深具功力，很值得一读。

    ——林毅夫

    房价涨没涨，要看怎么比

    一个经常引起人们热议的话题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价数据和很多人日常的生活感受完全不同，房价上涨的速度似乎远超过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而且，国家统计局关于房价的数据与很多民间的数据，比如说搜房网的数据以及一些大型地产中介公司的数据也不符。后者显示的房价上涨速度往往远超过统计局的统计。于是不少人因此下结论：统计局在作假，房价“被稳定”了。

    让我们不要急着下结论，还是先假设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是真实的，只不过统计口径不一样。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少。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工资收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工资连年高速上涨，但很多人觉得不是如此，俗称“被增长”。但事实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只包含一部分就业人员的工资，并没有涵盖全部劳动人口。这样就导致了国家统计局的样本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经济中工资变动的情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气污染数据。环保局官方公布的北京污染数据是几十个观测点，包括郊区观测点在内测到的24小时数据的均值，而美国人在他们的大使馆里也架了观测仪器，观测的是使馆区域的大气污染程度。结果有时候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北京是“蓝天”，而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却显示北京朝阳区的污染为重度。这里不能说谁在作假，只能说哪个数据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我觉得在讨论房价问题的过程中，一上来就说统计局的数据是假的，那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更何况，房价可能比上面两个例子更复杂些。

    为什么会更复杂？我在这里构造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城市化，主要房产交易发生在新房市场的国家里，衡量房价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假设有座城市，就叫它北京吧。假设它只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就叫长安街吧。长安街把这座城市分为两大块：城北和城南。简单起见，假设2009年城北的房价是2万元一平方米，城南的房价是1万元一平方米。到了2010年，城北的房价变成4万元一平方米，城南的房价变成2万元一平方米。请问，2010年北京的房价比2009年涨了多少？

    这似乎是个傻瓜问题，房价涨了百分之百，这应该是个没有任何争议的答案。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现在我们假设2009年全北京开盘的楼都在城北，而2010年全北京开盘的楼都在城南。如果你只看新楼的销售数据，就会发现北京2009年和2010年的开盘价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变化，都是2万元一平方米。因此，如果只看开盘数据，可能就会得出 2010年的房价相对于2009年没有涨的结论。可明眼的人会立刻反驳，这是在做数字游戏，是拿吉利和宝马比——你要是拿今年的吉利车的售价和去年宝马的售价比，那新车价不仅没有涨，还跌了呢。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许新楼的销售数据就是我们应该看的数据。为什么这么说？北京后海边上翻新过的四合院的价格这几年可能已经涨了几十倍了，但对绝大多数要买房的人来说，这个价格并不重要。一张电影票已经从过去的20元钱涨到现在的100元，但对绝大多数买盗版光盘在自家电视上看电影的人来说也不重要。LV包的价格又翻倍了，但这对绝大多数背普通包上班的女士们来说也不重要。很多东西的价格都在涨，但这并不影响广大老百姓的生活。更广义的说，那些交易量小的市场里发生的价格变动，其重要性要远小于那些真正有交易量的市场里发生的价格变动。

    中国的二手房市场这些年发展很快，特别是2009年，一些税收上的优惠，使得交易格外活跃。但中国房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房占主导的市场，大量的交易仍然发生在一手市场。因此相对来说一手市场的价格才是衡量购房成本更好的指标。如果一手市场的价格相对稳定，不发生过快上涨，那就意味着大多数人的购房成本并没有过快增加。在上面的例子里，2009年花150万在北京能买75平方米的房子，到了2010年，150万还是能买75平方米的房子。没错，只是两个房子的地段不一样。但这就和在家看盗版《阿凡达》一样，虽然没法和在正规的IMAX影院里看3D的比，但是10元钱的盗版碟也能够满足看电影的基本需要。没错，别人开宝马，但你只能开吉利，但你好歹也有代步的工具了。更何况，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决定了地段也不是绝对的。现在看起来城南地段不好，不代表过几年仍然不好。15年前，北京的三环外就很荒凉，还根本没有四环，现在的四环外还能看到农田。从北大西门望出去，直接就能看到西山，中间根本没任何楼房阻隔。那个时候，住在现在的四环边上属于住在郊区。而现在，如果能在四环边上买套房，相信很多人都会欢天喜地，觉得就住在市中心。过去的通县，现在的通州区，因为通了城铁的缘故已经有大量的人口居住。城北的回龙观小区和城南的亦庄在刚刚开发的时候看起来何其遥远，但现在很多人都住得其乐融融的。距离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更何况，城市大了，市中心也可以有很多。过去在北京买东西，不是上西单就是逛王府井。而现在，只有外地人才去这些地方。

    必须指出的是，我上面构造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清晰的房价涨了一倍的例子，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即便如此，仅从新房的购房成本看，房价却没有涨。如果房价的统计数据仅仅覆盖实际发生的交易数据，那就很可能显示房价没有涨。而现实的情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多了。比如说，在商品房价格暴涨的同时政府大量供应限价房，那么房价应该怎么衡量？光看商品房的价格可能是在疯涨，而光看限价房，房价又可能没涨。取平均，怎么取？是按交易量加权平均，还是按保有量加权平均？这些都不那么简单。国外虽然已经有很多成熟的衡量房价的方法，但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本身也比较成熟，而且市场的情形和中国的并不完全一致，那里没有像中国这么快速的城市化和那么多新房上市，因此那些方法不能直接套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不能说从交易数据看，进而得出“房价没有涨”的结论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觉得住房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还取决于你关注房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住房是必需品、消费品，关注房价的原因是关心老百姓能不能买得起房，那么只要一手新房的价格保持稳定和涨幅适度，就能解决老百姓买房自住的需要，至于那些高档社区、豪华公寓、黄金地段的房价怎么飙升，和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没什么必然联系——普通老百姓没有人买得起，也没有人会去买。

    我上面构造的例子还清晰地说明了，如果只是简单地公布一个总的房价指数，会掩藏太多重要的信息。如果统计局真的想把房价信息做好做透明，就应该公布更多的数据、更细的数据，让更多的专家和百姓进行研究、参与讨论。在那之后，也许会有共识，也许会继续保持分歧，但事情恐怕都要比现在更清楚，制定政策也更能对症下药。

    “卖国”的中石油和中石化

    石油公司鲜有好名声。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努力把自己包装成很友善、很环保、很关心全球变暖的样子，而这恰恰说明它们在老百姓心中不是这个形象。非但如此，它们还往往财大气粗，而且偏偏在老百姓觉得油价太高的时候大赚其钱，因此石油公司难免更遭人恨。 2008年夏季，国际原油价格飙到140美元一桶，美国加油站的油价也翻了整整一倍。很多国会议员不得不上蹿下跳，做出一副要调查石油公司“操纵油价”的样子。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原油价格骤然降到30多美元一桶，调查的事情才不了了之。

    在所有这些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石油公司同时还是一家垄断企业，并且歧视国人，那么它是不是可以算“罪不可赦”？是的，我在说中石油和中石化。2009年11月，突然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指责中石油和中石化两个公司卖国和压榨国人，原因是其出口的成品油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文中提到，根据2009年11月《商务周刊》的统计，2009年1~8月中国出口成品油1496万吨，出口额66．5亿美元，平均每吨444．5美元，折合人民币为每吨3036元。汽油密度为 0．739，1吨汽油约等于1353升；柴油密度为0．86，1吨柴油约等于 1163升。如果按照1吨成品油为1258升计算，平均的成品油出口价格为：3036／1258=2．4元／升。而当时，国内成品油的批发价格每升6元左右，其零售价格更高。算出来的出口均价不及国内售价的40％。于是网上叫骂声一片。

    我对中石油和中石化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中石油和中石化，作为国企，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歧视国人呀。于是我花了点时间查看海关数据，因为用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网上引用的1496万吨和66．5亿美元数据都是对的，但是除此之外，别的计算就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首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分为几大类，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和渣油。其中，大约60％是比较值钱的汽油、柴油和煤油，40％为相对不值钱的燃料油和渣油。为了和网上的论据具有可比性，我集中考察汽油和柴油。第一张表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汽油和柴油的数量以及金额，均为海关的原始数据。

    然后，我把这些数据的单位转化为元／升，这里需要一些额外的数据。一是汇率，我采用6．82元／美元，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二是1吨柴油和1吨汽油分别对应多少升，我就采用上面已经提到的数据，“1吨汽油大致等于1353升，1吨柴油大致等于1163升”。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这张表。很明显，出口的汽油和柴油单价比上面引用文字里的价格稍高，而且在最后几个月，油价有明显上升。

    这里的单价是裸油价格，如果在国内销售，还需要不少税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因此，我还需要估算税后的油价，才能和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具有可比性。消费税比较简单，汽油1元／升，柴油0．8元／升，增值税17％，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汇总在一起大约是10％，但各地未必完全一样。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我得到了可以与国内批发价相比较的出口成品油和柴油的单价表。

    基本的结论是，2009年1～10月，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价格，在经过各种调整之后，总体来说比国内的成品油批发价格低，但远没有达到低40％那么严重的程度。

    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2009年全年，中国出口的成品油中，汽油占495万吨，柴油450万吨，这与中国将近4亿吨的表观原油消费量以及7200万吨的汽油产量、1．4亿吨的柴油产量相比，数量较小。出口成品油完全不是中石油和中石化的主要业务。据中石化的人解释，不少出口的成品油属于来料加工，因此出口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不可比。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支持，但是并非完全不合理。中国的炼油企业为那些没有炼油能力的国家代工，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更一般性地说，海关的价格很可能体现不出真正的成交价格。进出海关需要交税，而厂商为了避税把价格报低一些，也是通行的做法。如果把上述因素全部考虑进去，则现有的证据恐怕还不足以得出中石油和中石化把成品油贱卖给外国人的结论。

    最后想说一点，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动机的。我实在想像不出如此在乎利润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会系统性地把成品油贱卖给外国人，这实在与两个公司日常行为的宗旨差距太大。

    盗版软件禁绝之后

    我是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我写的东西，不管质量好坏，观点正确与否，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和脑力的，而且背后还包含着我几十年受的教育。我写的大部分公开的东西都以博客的形式出现，因此是免费的，因此复制我的博客更是不用费吹灰之力，鼠标点几下或者键盘敲几下就行了。

    我也是一个职业的经济学家。因此，我谋生的手段最终主要就靠写东西。写工作上的东西，花费的时间和脑力更多，有时候可能还涉及挺重要的问题，而且最终的产品从价格上说并不算便宜，因为我是拿着不错的薪水在写。但是要复制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费吹灰之力，和复制我的博客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这小小的一隅，就不难看出，很多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有着十分类似的特征：早期的固定投入大，但复制起来成本极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的价格和其后期的制作成本极有可能脱节得十分严重。制作一张DVD的成本可能只要一两块钱，但你不可能要求《阿凡达》的正版DVD就按这个价格卖，你还得考虑人家前期投入的数亿美元制作成本，中间投入的以亿计的宣传成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种软件和芯片，这些东西后期制作的成本很低，但开发成本却很高。不能因为这些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售价远远高于其后期制作的成本价，就认定有暴利。总之，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即使后期生产的成本极低，价格也未必应该是低的。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去一直是一个盗版使用者。我用盗版软件，看盗版光碟，甚至还在地摊上买过印刷质量粗劣的盗版书。我和大部分购买盗版的人，心理可能都是一样的，那样可以省钱。当然，我也在三种情况下购买正版：一是没有盗版又非用不可的；二是正版比盗版贵不到哪里去；三是正版和盗版的质量相差太大。

    我不想为自己使用盗版的行为进行过多的辩解，但在盗版随手可得的情况下，要求消费者靠自觉不去使用盗版完全不切实际。从根本上说，消除盗版需要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上花费力气。毕竟，知识产权不是自家的院子，砌上围墙自己就能保护。前面已经说了，含有知识产权的东西，生产的时候非常困难，复制的时候却异常容易，让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非常困难。

    但我们国家究竟需不需要花力气来保护知识产权？这对消费者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乍看起来，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中国还不是一个主要的知识产权生产国，盗版带来的损失主要不由中国人承担，天天喊疼的明明是美国人。在表面上看，中国是这场盗版游戏的受益者，美国人花钱搭台，中国人免费看戏，何乐而不为？

    我不想在这里重复那些老调，比如说保护知识产权虽然在短期有损失，但从长期看是有利的，因为那样可以培养我们本土的创新能力，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对过于遥远的东西看得并不清楚。我最关心的是如果没有了盗版，明天我会不会必须花几千块钱来买正版的Office软件？我仔细想了想后，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不会。相反，正版软件很可能会大幅度降价。

    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从星巴克咖啡和哈根达斯冰激凌说起。哈根达斯在中国的昂贵众所周知，国内的星巴克也不便宜。而我刚到美国时最惊奇的发现之一就是，这里的哈根达斯是放在超市里几乎论斤称的，这里的星巴克是大家早晨起来睡眼惺忪地冲进去抓起一杯咖啡就走的地方。虽然美国绝大多数东西都比中国贵，但这两样东西却比中国便宜不少。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傻或者美国人坏，这就是他们的定价策略。

    哈根达斯要是跟蒙牛冰激凌一个价，那跨越太平洋往中国运冰激凌肯定要赔死了。所以哈根达斯干脆选择了放弃低端消费者，直奔那些对价格最不敏感的高消费人群，比如说年轻的恋人。于是哈根达斯在美国薄利多销的模式到了中国就成了“宰一个是一个”的模式，一样挣钱。星巴克也一样，因为即使把一杯卡布奇诺从25块降到2块5，喝惯了绿茶的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会改喝咖啡。愿意走进星巴克的人多半需要喝咖啡、喜欢喝咖啡或者喜欢喝咖啡的那种感觉，碰上了这几种人还不用高价宰他？

    回到软件这件事情上，如果在盗版如此盛行的情况下微软把Office卖200块一套，那就是犯傻。因为在一个10块钱就能买到盗版Office的国家还坚持使用正版的使用者，一定对软件的价格不太敏感，比如说政府机构或者外企。对于这样的使用者，当然要漫天要价。这些用户和哈根达斯与星巴克要抓住的客户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如果等到盗版彻底杜绝了，微软就面临着下面的选择：是降价多卖一些还是继续只卖给原来那些高端客户。在一个已经有几亿人在使用计算机的国家里，我相信微软是不会希望90％的机器都装上正版WPS的。    

    如果这么看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也有理由支持政府打击盗版了。正版的高价不是盗版的原因，其实是盗版的结果。当然，正版永远会比盗版卖得贵，但我相信，比起正版的质量和服务，那高出来的部分很多人都是愿意支付的。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因为盗版的泛滥，使得正版只能龟缩于高端的一隅，让一个有心买正版的人也只能“望价兴叹”。

    胜负未分的蒙代尔与克鲁格曼

    蒙代尔和克鲁格曼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得奖时间前后差了不到10年。按辈分说，蒙代尔算是克鲁格曼的师祖，因为蒙代尔是多恩布什的老师，多恩布什是克鲁格曼的老师。但是，蒙代尔是固定汇率的粉丝，克鲁格曼则恰恰相反。

    蒙代尔的思想之子——欧元，最近出了一点麻烦。欧元区的几个国家，比较著名的是希腊，因为财政上的巨大缺口，出现了债务危机。克鲁格曼在他著名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货币(大幅)贬值也许是像希腊这样花了过头钱的国家的宿命。但在欧元区里，一国的货币贬值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欧元瓦解，否则就没有单国货币贬值这件事情。可以说，克鲁格曼的末日情景偏偏遇上了师祖的连环计。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维持汇率不动是有代价的。以希腊为例，既然财政上有个大窟窿，那就得把这个窟窿给生生地填上。如果允许货币贬值，那就可以通过贬值降低进口，增加出口，从而帮助填补这个窟窿。可是现在这个选择不存在。结果只能通过财政的方式来填补。问题是，究竟由谁来填这个窟窿呢？选择其实并不多：希腊人自己或者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再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填窟窿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德国和法国的纳税人会问：我们凭什么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给希腊前几年的纵酒狂欢埋单，凭什么我们65岁退休，还要借钱给希腊，给那里55岁就退休的公务员发放退休金？希腊人会说，让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这就意味着希腊必须在深度削减开支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砍工资，砍养老金，砍教育经费，砍医疗还有大幅增税，哪一件都是要把老百姓搞上街的。

    好在希腊并不算大。救希腊对德国、法国和整个欧元区而言，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从2010年5月公布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贷款的协议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3年内出资1450亿美元，帮助希腊度过暂时的危机，但最终希腊还是需要通过增税和大幅削减开支，包括军费支出来还债和填上财政缺口。

    希腊发生的事情让单一货币和不同国家不一致的政策之间的张力得到了十分彻底地显现，以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答应出钱救希腊的时候还很不情愿地说：“我们当初接纳希腊作为欧元成员国，现在看来那时的条件并不成熟。”《华尔街日报》甚至把这种张力称作欧元的“原罪”。而且这种“原罪”并不会因为希腊被救便从此消失。这一次事情出在希腊，下一次事情还不知道会出现在哪个国家。

    想要维持欧元区的稳定，欧洲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快一体化，彻底淡化国界，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国界，使得政策间的不一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释放，比如人口的迁移、投资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换句话说就是加速走向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国家；二是更加严格地要求各国执行具有一致性的宏观政策。事实证明，后者的难度很大。希腊没有实现自己加入欧元区时的承诺，甚至在自己的数字上作了假。

    欧元区如果不消除自身的“原罪”，以蒙代尔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两派截然不同的对于汇率的观点会一次又一次地碰撞。这一次也许是蒙代尔勉强胜出，下一次孰胜孰负，可就未知了。

    （本文摘自《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郭凯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39.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