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史诗笔记》：诗词里的新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诗歌的国度，几千年来流传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宏伟，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最深沉的苦痛和最博大的胸怀。史诗作为最具特色的诗歌题材，兼顾着“诗”和“史”的双重特征，它有着大开大阖、浩瀚无际的艺术表现力，有着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时空跨度，它将叙事、抒情、咏史、言志融为一体。“诗史”杜甫，经历着国家的残破和分裂，他关心时政，同情百姓，热爱祖国，即便暮年多病，依然心忧天下，其《秋兴》、“三吏”等都是史诗中的经典作品。南宋的陆游，戎马一生，写了近万首诗，他以满腔的热情驰骋沙场，诗中满含着深重的忧国情怀。历史上诸如杜甫、陆游这样的伟大诗人不胜枚举，他们的作品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面貌。基于这样的原则，寓真先生将多年来对当代诗歌的积累整理汇编，并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四百多首诗词进行了笺注，付梓出版，成为《六十年史诗笔记》（以下简称《笔记》）。

    《笔记》里的绝大部分诗词，书写了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奇伟的业绩、曲折的征途、爱国的旋律、豪迈的理想都已化为一行行文字，表达着诗人们的心声。寓真将某一事件或某人的记录作为解读社会历史的线索来编选诗词，已成为该书的亮点之一。正是这些出现在“笔记”里的线索，让历史事件逐一贯穿，让一部分诗词紧紧地融为一体，也让该书增添了自身独有的个性。

    《笔记》中有十二首不同诗人的诗词与吴宓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其诗词的选录，正可作为寓真独有的情思和意念。这十二首诗词的写作虽然同在一个时代，但是诗词内在的意蕴却不尽相同，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人们在阅读时可以体会到特殊时代对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戕杀，及他们凄凉的身世和零落的心灵。如“汉唐陵阙皆零落，惟有茅斋似昔时”（刘文典），“纵遇严霜和骤雨，芬芳终似故”（刘永济），“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陈寅恪）。陈寅恪、刘文典、刘永济等学者与吴宓有着深厚交情，在特殊年代里，这些知识人士身处异地，而同样遭受着惨重的精神折磨。从他们的诗篇中，表现他们保持着贞洁的情操，如同屈原《橘颂》里的高洁，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殉道者，他们更是心灵良知的守护人。

    在关于庐山会议这一主题上，《笔记》选录了十首诗词，均以庐山为写作对象，而从不同角度书写了庐山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的心境和慨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庐山会议本是一次“仙人会”，但是随着会议的召开，会议议题发生了改变，最后成为一次“斗争会”。与会人员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这十首诗词，多是借庐山风光来表达时事政治，带有较为浓烈的政治色彩。诗人们在遣词造句时也都用心良苦，着力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性。如“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毛泽东《登庐山》），“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董必武《初游庐山》），“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孰筹问耦耕”（林伯渠《庐山即景》），这些佳联好句，或是气魄宏大，或是活用古典，或是格调清雅，都有着纯熟的诗韵意趣。

    本书既然是一部关于史诗的笔记，那么书中就有对社会的颂扬和对时代的同情。最让人感同身受、久久难以忘怀的当属《伤痕篇》里的诗词。寓真在该篇篇首引言中谈到：“伤痕，本指身体的创伤，而精神的伤痕是最为苦痛的。古人云‘愍百姓之伤痍，哀黎元之失业’；又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此篇所选诗词均为反映“文革”时期的现实境况，十年“文革”密布着伤心和困惑，充斥着迷离和隐痛，过度的权力侵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权力取代了语言，控制着生活世界的正常交往，使得社会的理性化进程遭到扭曲和变异，滋生了社会的病态，加剧了人生的悲剧。这期间，众多诗人表现出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他们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其诗词犹如地火迸发，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如“毒蝎螫人书屡废，贪狼呼类梦频惊”（霍松林《劳改偶吟》），“孤愤满腔何处诉，秋灯照见鬼擎旗”（王季思《选注聊斋志异书成志感》），“揪刘绝食无遮会，恍似当年百戏摊”（萧军《轧轧蝉声》），“荆山献璞成和刖，鲁酒无醇致赵围”（姚奠中《平反有感》）等等，这些诗篇自伤身世，亦痛国家，揭露了当年的极“左”行径和人间丑态。《伤痕篇》里的诗词独立于时代而存在，诗人们没有害怕时代的困扰，没有回避人类的苦难，他们是一个个充满了大爱的诗人，他们是一个个饱含着幽默和讽刺的志士。我们今天咏读他们当时留下的诗作，仿佛面对着这些慈祥的老人，面对着这些眼光犀利、骨头坚硬的智者，使我们充满敬仰的同时，眼睛里也不禁会闪烁着泪花。这泪花既是在同情他们的身世，又是一个时代的悲愤；既是在感念他们的真情，又布满了辛酸和苍凉。

    寓真在编撰该书时，力求将更广泛的诗人诗作编入其中，注重广度的同时也强调着主次之分。他选录了毛泽东的八首诗词，其雄健豪迈的气象，乐观豁达的性格，高瞻远瞩的伟人风范，在诗词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开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该书的开篇之作，有着深刻的寓意，诗句慷慨激昂，震撼乾坤。《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虽是在抨击苏联，但其语句点石成金，气势如虹，撼动尘寰。郭沫若作为新中国科学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其诗词虽有粉饰太平之嫌，不为知识分子称道，而在《笔记》中寓真坚持己见，选录其七首诗词，并作了充分透辟的说明，他写到：“文坛对郭老的诗颇有微词，无非因其过于迎合上意。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其旧体诗中仍不乏佳作。而且，那些歌吟政治形势的诗，也是某种现实录影，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其语如同拨云见天，从郭沫若的身世处境阐明了其诗词的历史价值。

    相比于毛泽东和郭沫若这两位诗坛大家，聂绀弩似乎更具有草根情结，寓真选录了聂绀弩不同时期的九首诗作，他之所以毫不吝惜地将聂诗编入书中，是因为他对聂绀弩晚年身世有着深入的了解。他曾费尽周折地寻觅到聂绀弩当年关押在山西监狱里的档案和手稿，在那斑黄的残纸黑字间，体谅着知识分子的心灵，走近了聂绀弩的人生，并且熟悉着聂绀弩的心境和思虑。聂绀弩经常将政治运动、乡土俚语写入诗中，使其诗既有幽默诙谐的趣味，又有入木三分的冷嘲热讽。“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两句一雅一俗，亦庄亦谐，充分表达了诗人对友人钟敬文的宽慰和对政治运动的蔑视；“安得菜刀千百把，迎头砍向噬人帮”（《挽贺帅》），生动幽默地折射出诗人对“四人帮”的憎恶；“自由平等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赠周婆》），诗句掷地有声，揭露了当时的虚假现象。

    笔墨点点似泪痕，字字凝重见胸怀，《笔记》让人在掩卷之时生发出无尽的回味和思考，寓真先生融入了多年的心血，著成此书，其中的艰辛汇聚了先生的生命体验。先生本为一诗人，几十年诗里来词里去，写出了时代的新声；先生又是一学者，几万卷书堆里古籍外，守护着藏之弥久的传统文化。先生于当代诗词，抄录之、引申之、发扬之，编撰了这部《六十年史诗笔记》，它的面世，既是先生为学为人之法，更是先生立德立功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