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启示

    我因为承担了教育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故而近期比较关注海外汉学研究（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所读的书也大多为涉及这个领域的。前不久，有机会读到《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世界国别文学史”之一，2010年出版)的部分英文版内容及相关的介绍评论，有些感触。这部文学史由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和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共同主编，美英十几位专家学者一起参与撰写（以美国为主），该书的中译本大概近年可以出版，目前正在翻译中。

    一般来说，中国出版的文学史包括两种类型：为一般读者及为教学和研究，比较起来后者的比重似更大些（当然也有两者兼顾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宗旨是将读者定位在英语国家的普通读者（包括学习中国文学的大学生），目的是让这些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及其发展历史。但实际上，我个人以为，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我国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也有启发和帮助。

    《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打破了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格局。我们国内的中国文学史一般是按照朝代来分期的，阶段的界线很明显，这样划分标准自有它的道理，因为社会和历代政治的变化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但文学还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受朝代变更的牵制和影响，其高潮期和低潮期的出现也并不完全和王朝的统一与分裂、盛世与衰世相对应。这一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特别予以注意了，并把握处理得比较好，体现了他们明确的文学史理念——文学有着它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和时间表。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格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它将唐代分成了两部分，初唐划到南北朝，盛唐、中唐和晚唐划归一起，这样划分有它的道理，唐代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朝代，但从文学史角度看，初唐的文风似更类同于南朝，而盛、中、晚唐的文风则较相近。又如明代文学，将明初和明中期划归一起，而将晚明另立，晚明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再如清代文学，以1723年雍正朝的建立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段。还有，我们一般将1840年到1949年期间的文学称为近现代文学，其间又以1919年为近代和现代两个时段的分界，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则将1840年到1937年为一段，即以1937年抗战爆发作为前后文学分期的终结和起始。类似这样的分期，有其合理之处，当然也存在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但他们这种文学史发展和分期的理念，对我们应该有启发。文学史的发展确应考虑社会政治因素，这毫无疑问，但文学本身的发展是否更应该得到重视和强调，而后者往往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近些年虽有所改观，却似乎还不是很明显。研究文学史，应该将历史、政治、文化、尤其文学等各种因素都通盘纳入考虑的范围，从而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从文学本身出发，还文学史真实的历史原貌。

    《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注意到了文学史上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接受问题，编撰者在分析每一个朝代的作家作品时，没有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综合地考虑其受前代作家作品的影响，以及其本身对后代的影响，乃至后代对其的接受。我们评定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时，常会牵涉到它是如何传播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作家在当时知名度很高，但他的作品后世却未能流传下去，而有的作品在后代影响很大，却在当时不受重视，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一般对这些现象往往关注不够，或很少作比较深入的探究。应该说，全方位地考察文学史，包括接受和影响，那么这样的文学史就会显得更为客观实际，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还有一点，后人能看到的前人作品，大多是通过传抄刻写或印刷的手段，或因被收入了选本，从而得以流传，如果不是这样，后人恐怕难以知晓这些作品曾经存在，《剑桥中国文学史》在阐述这个问题时，特别予以强调，这种强调，今天看来很有道理。作家写好的作品，如果不通过传抄刻写或印刷（特别是印刷）得到传播，那后人如何知晓呢？收入《古文观止》或《唐诗三百首》等选本的作品，相对那些未被收入的作品，读者面要广得多，自然影响力也就大了，但这并不意味未被收入这些选本的作品艺术水平就一定低下，这当中其实相当程度上有着选家的眼光、喜好与其他多种因素，但是正由于它们未被收入这些选本，客观上就不得不影响了其传播度和影响力，因为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性选本，历史传播度和社会影响力太大了。文学史要对这种现象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才能使文学史更逼近真实。

    应该说，《剑桥中国文学史》不是一部纯粹研究型的文学史著作，但它给予我们的启示却不少，特别对于我们如何历史地全方位地考察和认识文学的生成、发展、传播和影响，以及研究和撰写新的文学史，都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