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怎能等同“掌门人”

    岳南先生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3月1版）一书中，有段话是说冯友兰先生的：“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第103页）

    读岳著至此，我突然给弄懵了。所谓“掌门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武林中执掌某一门派的人，戏称某一部门或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岳著说冯友兰先生是“‘梁效’掌门人”，显然是“戏称”——但“戏称”得有个前提，就是冯先生必须是“梁效”的“主要负责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记述当年“梁效”大批判组特别是冯先生在大批判组中活动的大小文章及著作不时出现，笔者从未见过关于冯先生是“梁效”大批判组主要负责人的任何记载。看到岳著中的这一说法，笔者害怕是自己孤陋寡闻或读书不细，于是就翻箱倒柜，重新检索了有关新旧资料，但遗憾得很，仍然没有找到冯先生能够拥有“‘梁效’掌门人”这一头衔的任何根据。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先生对自己当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做的事情，有过比较清楚的叙述以及比较深刻的反思，他说自己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是“哗众取宠”。在提到自己在“梁效”大批判组中的角色或地位时，冯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大学党委政工组的宋柏年对他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还有几处，冯先生提到李家宽，说李是“大批判组的一位负责人”，而且在《光明日报》要发表冯先生的《咏史》组诗时，冯先生还征求过李的意见，而李则明确表示不同意发表，原因是“对于历史上有些人的评价，还没有定论，如果先发表了，如果与将来的定论不同，那就不好办。”《光明日报》最后是经过同李的“几次交涉”后，才发表冯诗的。（《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2009年5月版，第208-213页）

    冯先生既然说是北京大学党委干部宋柏年让他在“梁效”大批判组只当个“顾问”，而且冯先生还明确说这个组有一个“负责人”李家宽，这个负责人甚至可以不同意《光明日报》发表冯诗，那么，不管这个负责人是不是大批判组的“主要负责人”即“掌门人”，但我们自然可以断定，这个“掌门人”绝不会是冯先生！

    当然，我们也不能只看冯先生自己说的，还得看看别的材料：

    （1）“文革”结束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写了一篇《论梁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始便说：“梁效”“这个班底，是在1973年10月拼凑起来的；反革命野心家、政治赌棍迟群和‘四人帮’的另一个女黑干将充任它的总管。”该文也不指名地批判了冯先生，引了冯先生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的诗句，说这是“为江青喊出了想当女皇的反革命心声。”该诗句即出自上述《光明日报》当年发表的冯先生《咏史》组诗，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对他作这一诗句的缘由有不同解释，见《三松堂自序》第121页。

    文章说，诗句的作者就是“梁效”的“那位顾问”。该文明确指出了谁是“梁效”的“总管”，这里的“总管”也就是岳著中“掌门人”的意思。是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诗词，特别是跟着江青参加过一些活动，粉碎“四人帮”之初，他在和“梁效”的其他成员一样被隔离审查的同时，更是受到学界不少人的指责和唾骂，但从该文可以看出，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有关党政部门也没有把冯先生当作“梁效”的主要负责人，还是以“顾问”相称的（虽然是以讽刺的口吻）。

    （2）何兆武先生对冯先生的为人多有诟病，他在《上学记》中说，冯先生“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何先生对冯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更是嗤之以鼻，但是在提到冯先生在大批判组中的地位时，也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冯是“梁效写作班子顾问”。（《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第157页）

    （3）笔者还看过一篇题为《“文革”后期的“梁效”大批判组》的文章。该文利用丰富的资料，比较详细地披露了“梁效”的组织机构及其主要成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梁效”“掌门人”的问题，同时也可从侧面印证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所说的事实：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小组负责人为党支部书记李家宽、副书记宋柏年及王世敏，周一良为支部委员。小组支部书记上面的直接领导为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见史义军：《“文革”后期的“梁效”大批判组》，《党史博览》2006年第3期）

    （4）同为“梁效”成员的周一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书，书名《毕竟是书生》。书中写道：“打倒‘四人帮’之初，社会上就流传不少关于梁效的谣言，……还有关于我个人的谣传，说我是梁效头目。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周著中还提到了几个老教授的名字，这就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以及周一良先生自己。（《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77-78页）

    “头目”也相当于“掌门人”。粉碎“四人帮”之初，周一良先生也曾被谣传为是“梁效头目”，这大概跟周先生是“梁效”党支部委员这一身份多少有点关系，但冯友兰先生连这一身份都没有。看来，冯先生在当年“梁效”大批判组中的角色或地位，就是个“顾问”；能够称为“梁效”“掌门人”的，谢静宜、迟群、李家宽，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冯友兰先生是够不上的。

    冯先生在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跟着江青参加过一些活动，写过一些吹捧江青或者极容易被认为是吹捧江青的诗，又在“梁效”大批判组当了个“顾问”，但是“顾问”绝不等于“掌门人”。“文革”后期，“梁效”的大批判文章，几乎控制了中国大陆的整个思想舆论界，而冯先生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哲学家，“梁效”的“掌门人”，他是当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