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他的黄埔系

    孙蒋关系

    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

    最初，两人是党首与党徒关系，孙中山1902年创立同盟会，蒋介石于1908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虽非初创时期的元老成员，但也可以说是前期重要人物，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时，蒋受命攻克杭州。

    国民党史书载，1910年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日本会面。此时蒋介石因刺杀陶成章而避祸日本，因陶为孙中山之大敌，此事历来争议甚大。据李敖考证，孙中山与蒋介石的会面应该在1912年后，国民党史故意前推至1910年，显然是为了拍蒋介石的马屁，以显示两大领袖在革命前即已会面。

    1914年孙中山创立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蒋介石在上海写下入党誓言，此时蒋虽非党国要人，但现有史料证明，蒋在上海开办证券交易所，是受到孙中山的指示，其股票交易所中亦有孙中山入股，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部分收入也曾用于革命经费。

    蒋介石的性情极为刚烈，几乎与他在所有军队中的上司都相处不好，以至于在黄埔军校校长上任前的六年内，八次离职而返浙江、上海。每当蒋介石丢下指挥或参谋重任离去时，孙中山总是请他回来就任，这类招抚的电文有多封。蒋每次离职后又会再返回孙中山身边。蒋介石得到孙中山的信任，除了与陈其美的推荐有关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蒋介石本人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才能得到孙中山的赏识。蒋曾多次上书孙中山纵论军事，1920年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曾透露出其对蒋的信任：“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特别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连夜从上海赶往广州，陪侍孙中山左右，指挥军队，从此被孙中山倚为左膀右臂。尽管屡次辞职，但蒋介石对孙中山在政治上不忠的事情是没有的，自从作为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以来，找不出他与北洋军阀有任何一点勾搭。孙中山后来在写给蒋母的祭文中认为他同蒋的关系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并评价蒋介石是“守经达变”之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第二重关系是姻亲关系。1926年，蒋在广州时期就已经开始追求宋美龄，并曾请孙中山为之作媒，但此事因宋庆龄的反对而作罢。但孙中山对此事则持赞成态度。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大婚，成就蒋宋家族的联姻，但在宋家人的合影中，惟独少了宋庆龄一人。

    蒋介石一直在党内以孙中山的继承人为荣，此次连襟孙中山，则更在社会关系上沟通百家，使江浙财团之支持水到渠成。此后，蒋开口总理，闭口总理，以发扬三民主义为手段，渐至一统国民党。

    孙中山去世后，群龙无首，执掌国民党大权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但两人皆是文人议政，没有谁会想到，一个在党内从无地位的蒋介石，像一颗新星升起了。孙科后来说：“当总理在世时，蒋不过是人微言轻、无关重要的党员。不错，总理曾委派他办黄埔军校，但这是党的机关。总理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蒋连作代表也没有份，在第一届监执委员中，他甚至连一个候补委员也没有。在总理生前，他完全不是党的领袖。”

    1926年蒋介石从苏俄考察归来一个月后，国民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参加繁重的筹备工作，也没有作为大会代表，更没进入中央，进入中央的军人是熊克武、李烈钧、许崇智和李宗黄。

    但蒋介石第一次得到独当一面的黄埔军校校长职位后，他就借此争取整个军队的指挥权；一旦他掌控了整个军队，他就凭此得到整个党权与政权，蒋的个人才智和历史环境都正好为他的权力欲创造了条件。

    校长

    蒋介石自1913年跟随孙中山以来，多年来鞍前马后，但一直未曾进入孙中山之核心圈。直到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介石自上海奔赴广州，在中山舰上与孙中山共患难二十多天后，始为孙中山赏识。

    之后苏联派人联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乃出。派赴苏联之考察代表团即以蒋介石为孙中山之全权代表。

    苏联考察记

    苏联之行，乃蒋介石人生之一大转折。

    1922年7月13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蒋对苏联的兴起一直饱含兴趣。他在《军声》杂志时曾对俄国作过详细研究。1921年1月1日，蒋介石预定当年应做之事四项：其中第一项即是“学俄语，想到俄国去视察一回，实在做一些事业”。最后一项则是到北京去，“研究北京社会的内容，侦察北京附近的地形。还要借着议员的名义，结交几个新朋友，或者就在北京组织一个新学社，团结很好同志，否则如有机会，即可以借议员的名义，到俄国去视察一回。”

    此后为了赴俄，他曾专心学习俄语，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载学俄语之处，一直到1923年底，他的日记不断有类似记载出现。蒋的不断请求取得了成效。

    1923年3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再度成立大元帅府，立即任命蒋介石担任参谋长，为了响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在同年1月提出派遣代表团赴苏联考察的要求，孙中山在当年年中决定派遣“孙逸仙代表团”，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赴苏联报聘，同时了解苏联答允给予的军事与经费援助内容，此一代表团并在9月2日抵达莫斯科，同年11月底才返抵上海。

    根据杨天石所著，《蒋氏密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所述，身为孙中山参谋长的蒋介石，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访，并在此行中向俄共提出了一份军事计划书，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同时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因此军事目标应为在中国西北建立军事基地，达到粉碎直系，推翻北京政府的目的，计划中也提及要建立军事学校的准备工作。不过俄共在思考一个月后，以国民党应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为前提，婉拒了相关要求。

    应该说，蒋介石一行受到了极为隆重的招待，代表团在苏联前后逗留三个多月，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斯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但是一番考察过后，蒋介石得出的结论却与初衷大相径庭。

    有两件事情，极大的刺激了蒋介石。

    其一，就是蒙古问题。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主编的《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中载：“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蒋总统一行代表团的接待虽然显得很殷勤，但一涉及攸关苏联利害的问题，便会突然改变态度，尤其显得异常关心的是‘外蒙古问题’。”

    蒋之性格原本多疑，常会负气行事，刚烈更甚。及至提到蒙古问题，苏联人的回答让蒋介石大为郁闷。此前苏联曾公开表态取消对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此际又提出了蒙古问题。蒋介石自然有上当受骗之感，况且他此时代表的是孙中山，绝不能轻易就国土问题表态。

    1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 怫然曰：‘吁,观其论调,不认知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

    1924年1月19日，蒋介石写信给“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其中大意有“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希望他能对此作出解释。23日，蒋介石会见托洛斯基。可以说，托洛斯基是蒋介石在苏联遇到的他认为最值得尊敬的一位领导人，蒋介石认为托洛斯基“慷爽活泼”，对其很有好感。但同样在外蒙古问题上，托洛斯基亦含糊其辞。蒋介石在给他当时的妻子陈洁如的信中说：“我向他（托洛斯基）提到将外蒙归还中国的重要性，但他对此不予置评。”

    托洛斯基尚且如此，以强硬著称的斯大林自然更不会松口。蒋在蒙古问题上察觉到俄国人的野心，对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的他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也由此得出苏联决不可信的结论。

    他后来在给孙中山的《访俄报告书》中则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想使东北、蒙古、新疆及西藏各自成为苏联之一部分。”

    其二，则是苏联部分官员对孙中山极不礼貌。

    此事最终的直接影响是，蒋不仅因此而对苏联的合作诚意大起怀疑，而且在其上孙中山的《访俄报告书》连带对共产革命的方法产生厌恶，最终蒋在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对中共颇不感冒。

    1923年9月7日，蒋介石拜访了俄共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听他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及建党情况。拜访回来后，蒋介石在笔记中写道：“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是农人亦然；三是准各族自治，组成联邦制。”在国家建设方面，他认为苏俄“有三点显著现象：一是儿童教育严格；二是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是小工厂租给私人。”

    此时的蒋仍对苏联羡慕有加，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首先称赞“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接着说：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因为你们要在其他民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事业。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蒋介石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

    离开军营时，蒋介石等被红军战士抬起来，轻轻摇摆，一直抬到汽车前。上车后，蒋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动，不断赞美红军战士的“精神”和“热情”，认为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过的。蒋告诉全程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印象非常好。“他们所有人——指挥员和战士——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 苏联方面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绝密报告中如此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的情况：“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但另一方面，蒋对俄共及中共都开始产生怀疑心理。1924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廖仲恺，说：“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中共为正统，而不是国民党。这是蒋所痛恨的关键地方。

    由是观之，蒋之一生所致力于“反共”大业，即由此刻开始。蒋介石在返抵中国后，虽然为了配合孙中山的政策，发表诸多支持共产党以及国共合作的言论，但也曾在致函廖仲恺的信件中，严词批评联共政策不当，为日后孙中山去世后，与共产党翻脸埋下导火线。此际的蒋虽然已经锋芒毕露，但却身无长物，若无机缘，则其雄心大志也只能湮没无闻。

    蒋之苏联之行，学以致用之最关键一点，大约是“一党专政和专制”。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蒋介石随即等到了一生中最佳的时机，这就是黄埔军校的创立。

    退而求其最

    人一生中最要紧的路只有几步。前期的革命青年，上海滩的投机券商，党国中的马前卒蒋介石，作出了人生最正确的选择，辞职。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考察蒋介石这一时期的位置时说：他在国民党中资望仍浅，较他资深的尚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总理倚为将才者，前有陈炯明，后有许崇智，因之只等任之为幕僚。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蒋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如此注重军校事宜，当是由他一生“革命”而屡遇挫败后的猛醒。但是一个月后，蒋介石却留书一封，不辞而别。

    不仅自己辞职，而且蒋介石都开始发放遣散费了。

    孙中山最初的批复非常严厉：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但在后来的电文中却明显言辞缓和：“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同一天，孙中山派廖仲恺代理该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筹建军校。不久，孙中山派许崇智到奉化劝告蒋介石回校， 廖仲恺、汪精卫等人都纷纷致电蒋介石，希望他尽快返回。

    蒋介石却迟迟不回，他在同年3月2日致书孙中山，坦露心声，直言自己不回粤就职的原因。“倾轧之祸甚于壅蔽，妒嫉之患烈于党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蒋介石认为“为国为党，而又为先生尽力者，殆无其人也！今日先生之所谓忠者、贤者，及其可靠者，皆不过趋炎附势，依阿谄谀之徒耳”。

    在标榜自己忠诚，痛骂别人谄谀的同时，蒋也表示“中正对党对国，不愿以权位而牺牲感情，以偏见而伤公义，勉效古人，辨别公私，不以恩怨而论升降，好恶而议黜陟，如是而已矣。今先生既严令回粤，中正虽不才，岂敢重违意旨，背负恩德，决于日内起程，趋前领教”。

    但蒋末了仍疑虑重重地问：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

    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信则中正敢负其责，虽肝脑涂地不恤也。不然，虽成必败，虽得犹失，是则中正虽遵命回粤，难图寸效，而于国计民生，公义私交，岂特无补，且有损耳！ 

    当时孙中山预设中的军校校长为许崇智，蒋在候补校长的名单中也仅排名第二。但筹备之际以退为进的蒋介石，最终却如愿以偿。

    叶剑英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曾提到：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高登云（高登云为王登云之误，王曾随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黄埔军校开学后，任校本部英文秘书）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香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

    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蒋因为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别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

    但得到真正施展空间的却是蒋介石，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返回广东。5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宣布成立军校，并坚持由蒋介石负责主管校务；这所首先由中国国民党筹办的军事学校，初称“陆军讲武学校”、“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珠江口的黄埔岛，即后人通称的“黄埔军校”，由孙中山出任校总理，第一任校长即为蒋介石并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则为首任党代表，下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由戴传贤出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学生也成为蒋介石日后打天下的子弟兵。

    ６月１６日，国共两党人士５００多人，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致词，发表重要演说，指明军校宗旨：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这个著名的开学演说中号召全体师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不“贪生畏死”。

    当时的《上海民国日报》在6月22日报道了开学典礼的盛况。其中记录了蒋最后的发言：蒋校长介石向学生言，今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广州市党部特至此劝[欢]宴我等，系最深之意味，与普通之宴会绝殊。汝等须知，我等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款待，不自今始。本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我等所衣所食所住所用，何一非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来，今兹之宴，不过乘庆祝明日开学机会，如汪先生所言，借以表示相依为命之精神。汝等今日所饮之酒，不啻饮血，本党当此财府奇窘之际，一丝一粒，实不知费几许血汗得来，汝等切勿忘记。顷间汪先生所言无兵即无党，无党即无国，汝等之身，此后已为党有，非汝等所自有，须以此身为本党作临阵之牺牲，方不负中央执行委员会广州市党部诸同志之厚望云云。言毕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众手齐举，声震山谷。

    黄埔系

    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蒋介石得尝夙愿，开始练兵建军。

    民国以来，事实证明没有主义信仰和缺乏革命认知的军队是无法承担真正的革命任务的。开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这一新式军队，根据孙中山的意愿和蒋介石的解释，主要应担负起两种任务：“一种是改良军队的责任。一种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而其变革的蓝本则是已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经验的苏俄军队。蒋介石当时说到：“当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的时候，见着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功夫的，和人民大家很相亲爱的，人民同他那么相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呵！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这在当时确为由衷之言。

    1924年7月，军校开学后月余，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1925年9月改为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校党部下设分部、小组，定期召集会议。蒋介石先后任军校第一、二届党部执行委员，第三届监察委员。蒋对加强军校国民党组织的活动相当重视，将其作为严格军校管理的重要组织措施，强调：“党部成立以后，军纪范围，并没有缩小，并且在军纪之上，再加一层党纪，这个党纪，在学校里，是辅助军纪之不足的，是比军纪更要厉害的。”

    蒋介石在训练中很注意灌输国家民族思想，打破地域观念。指出：“区域观念，是封建制度的观念，是崇拜偶像的心理”；强调黄埔学生“要把整理中国的大责任担负起来，才是真正有革命精神的青年，才是本校的学生，本党的党员”。

    军校成立的革命军事研究会所列十三项研究条目中，有“北方军队移动消息”、“预定将来作战道路线之调查”、“各方派遣兵要地理调查员之计划”等条目，体现出其以全国性军队为目标的意图。蒋介石很强调组织教育和思想统一，指出：“军队最要紧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组织，第二就是锻炼。组织就是编制，凡事要从有条理有秩序做起；锻炼就是教育，不单是动作要划一，步伐要整齐，而且要做的个个人的心都要归一，就是从前所说的思想、精神、志趣，统统要统一起来。”将军队思想统一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925年下半年，黄埔学生军一些军官忽视政治训练、单纯强调军事训练，为此蒋特发《勉官长学生研究政治令》，指出：“党军之所以异于其他军队者，全在将士一致对于主义有信仰之热诚，有实行之决心……舍主义则无所谓党军，舍政治训练，何从知有主义。”要求军官保证士兵政治训练时间，而且军官本身也应留心政治问题，“否则寝假忘却党军之意义，而与其他一切骄兵悍将无异矣”。在他看来，军校的教育应“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而且不但是并重，政治教育更有超过于军事教育”。

    蒋介石深受中国传统精神的浸润，他向学生、部下提及最多的是《曾胡治兵语录》。此书原由蔡锷编辑，是曾国藩、胡林翼治军、作战的言论选录，其中还包括选编者的大量按语，编辑于1911年。全书共分十二章，前十章谈治军，包括“将才”、“用人”、“尚志”、“诚实”、“严明”等，后两章谈作战，包括“兵机”及“战守”。书中严格练兵、选将、治兵应恩威相济，“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等观点蒋都多所强调，同时胡林翼等“忠诚朴拙”的人格精神尤为蒋所赞赏。为向军校学生推荐该书，蒋特为该书增补《治心》一章，改题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发给军校学生人手一册，将其列为“最要紧的几种书籍”之一。

    蒋介石紧跟时代的种种努力，离不开造就一支听命于其本人的武力这一现实目标。当然，最终他并未打破自己的区域观，当他在黄埔军校发出有人组织同乡会时，曾下令严加禁止，并批评其“现在所谓的直系皖系奉系，就是以同乡为中心，结果我们如果还要学他，那还不是一样的糟吗？”

    但在事实上，蒋一直在黄埔学校中培养忠于自己的骨干，以此形成了黄埔系。而在黄埔系中构成核心力量的何应钦、陈诚等人则正是来自蒋的江浙老家。事实上，一些另外的黄埔系学生则加入了中共，此后双方将在战场上各自为战。黄埔第一期毕业生654人中，来自包括黑龙江、吉林、云南、甘肃、贵州等边远省份共22个省，涵盖了大半个中国，这和当时许多军队乃至军校以地方集合的形式形成鲜明对比。

    蒋介石的蜕变将在此间完成，一方面他将从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变身为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将从一个军队指挥者跨入政界，开始自己的历史使命。

    （本文摘自《蒋介石1887-1975》（上册），师永刚  张凡编著，华文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