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史铁生

    2010年12月31日早晨六点，我收到短信，史铁生走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春天的时候我曾去北京见过他，那时他正在夫人的陪护下在医院做透析，较一年前消瘦了许多。一个做透析的病人，体重忽然减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些大家都知道。死亡于他或许也是一种解脱。窗外正在下雪，我忽然想起他书中的一些话，以他对生命的理解，他还活着，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就像水变成了汽，汽在空中凝固，变成雪花，又飘落在我的窗前。我远没有他那么豁达，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悲凉，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地球上又少了一个我敬爱的人，贫乏的环境里又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昏暗的道路上又少了一盏虽然暗弱但依然坚持亮着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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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见到史铁生是在2002年的冬天。那时我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郁闷之余，写了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一篇爱情小说，我对自己的作品质量没有底，想找个作家帮我看一下，因为我和史铁生的妻子家是邻居，所以就托她把我的小说给了史铁生。也许是史铁生宅心仁厚，对我的小说评价还不错，约了时间去他家里聊聊文学。当时我对自己的人生遭遇感到忿忿不平，差不多是满怀悲愤。但当我见他刚刚透析归来，微笑着，端坐于轮椅之上时，我实在不好意思把自己那点儿鸡毛蒜皮的挫折讲出来，只好胡乱请教了些写作方面的问题，然后惭愧地落荒而走。临走前他叮嘱我，如果我有意投稿，他可以帮我推荐给一些杂志社，这样至少编辑可以把我的小说看完再做定夺。

    我比他小20岁，职业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有时候他电脑中了病毒，或者文件需要备份刻录什么的就会找我，我则欣然前往，这些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能见到他，听他谈话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古人形容这种感觉叫“如沐春风”。

    2003年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去拜见史铁生，那天他刚刚透析回来，我们一起在他家里吃晚餐，正吃着，他的脸色忽然一下就发黑了，他用一种孩子对亲人求助的眼神看着他的夫人说：“陈希米，我是不是不行了？”希米迅速拿出血压计，熟练地给他测了血压，把他推回卧室，十几分钟后，史铁生坐着他的电动轮椅回到客厅，气色已经恢复到正常。他的妻子用手拍了一下史铁生的肩膀，笑着说：“放心吧，死不了，且活着呢。”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铁生，你看这名字，就是不死。”随后继续我们的谈话。

    希米曾经告诉我，史铁生经常会有一种极度虚弱的感觉。希米每说到这些，总是皱着眉头，紧闭嘴唇，使劲地摇摇头，意思是说，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痛苦。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他病痛的滋味，我不便问他的痛楚，也不敢问，怕这种痛苦也会令我感到不寒而栗。他在人前常是面带微笑，从来没有听他谈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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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史铁生正在创作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那段时间我曾看过一些这部小说的片段，后来阅读了这部小说后才知道，当时只是开了个头。一个朝不保夕的人，还在有条不紊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直到作品完成，简直不可思议。有人把史铁生写长篇小说比做穷人盖房子，其实这比穷人盖房子难得多，因为死亡随时可能降临，那时一切努力全都白费。房子可以有人在原来的地基上接着盖，小说可没人能替他写，那故事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文学，当他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他知道，他的目标是写出好作品。物质于他，只是“花间一壶酒”，有这一壶酒，是为了“举杯邀明月”，追求他热爱的文学。真正的作家都知道，荣华富贵连浮云都算不上，唯一重要的是创作出优秀作品，而这作品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这作品的价值就是他自己的价值。史铁生常说，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明白人，一种是糊涂人。很显然，他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了自己要什么，剩下的就是怎么实现。

    作为一个作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四个字，勤奋，虔诚。他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上午是他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他几乎把每个上午都用于写作。下午或者透析，或者养神，不时会有朋友拜访，就一起吃饭聊天。他在和人聊天的时候，脑子里还常想他的小说。有一次，我俩聊天，他忽然凝视着我身后的墙，过了一会儿，喃喃地说道：“欲望，都是欲望，尼采是对的。”有时他会提出一个话题，很认真地和你讨论，后来在他小说中，你会看到一些那天谈话的影子。他的枕边放着一个录音笔，当他脑子忽有灵光闪现的时候，他就把当时的灵感录在录音笔里。

    史铁生家中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大多是他和妻子的照片，唯有一张例外，是他和前奥运会冠军、美国著名短跑明星卡尔·刘易斯的合影，两个人的形象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反差。亲爱的读者们知道了吧，健康是何等的重要。他客厅里挂着一幅字，是尼采的一句话：“自从我放弃了寻找，就学会了找到。”他曾指着那幅字对我说：“那还是寻找了啊。”客厅里还有一个人形木雕，上面挂着一串念珠。在他书房里挂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我没有亲手摸过，因为那是一个神圣的标志，我总觉得那个十字架是很沉重的。史铁生作品中许多次写到上帝以及圣经中的一些故事。许多没有见过他的读者认为史铁生是个基督教徒，但事实上他并不是，他也从来没有自称是任何一个宗教的信徒，他曾笑着对我说：“许多人都把我写的《病隙碎笔》当成入基督教的申请书了，呵呵。”我写这些是为了说明，他对文学创作的虔诚，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尽管他表现出来的那股子精神如教徒般虔诚。

    虔诚的人大多生活朴素，不尚奢华，不追求名利。他抽烟，一般抽焦油含量非常低（主要是出于健康考虑）的中南海。常有朋友送他好烟，他基本上都是散出去的，或者干脆转送他人，他也常送我几包烟，一般我也都接着，一次他要送我几包软中华，我没要，我说这烟太贵，抽起来有种犯罪感。他深有同感地说，是啊，我也这么觉得，你说没事儿造这么贵的烟干啥。中国人一旦“发达”了，自有名利上门找你，如何取舍，就是个人的价值观问题了。他自称也曾折腾过一阵子，后来觉得跟着瞎闹没意思，重新回到书桌前，专心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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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朋友很多，常有人找他聊天，多数是闲聊，难免东家长西家短，他一面不失礼貌地和对方聊，眼睛却不时在对面墙上扫，这是他的习惯，熟悉他的人知道，这时他在思考他手头的作品。他的心神不会随话题而东家西家转悠，聊完天，刚才的话题转瞬就忘，该忙啥还忙啥。也有他的读者来找他谈文学、谈人生，他则正襟危坐，认真面对。从来没见到他以名作家或者老师的身份自居。史铁生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在与人探讨问题的时候，他不使用外交辞令，说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他的观点总是很明确，在表明自己的观点后，他会详尽地讲出自己的依据和思考的过程。如果他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或者他不便回答，他也会如实告知对方。不了解他的人，尤其在初次见面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兜圈子，不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谈话的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在无谓地寒暄，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多数人是没有自己观点的，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爱引用他人的看法，比如某份报纸，某位著名学者，某个政治家，诸如此类，就是不谈自己内心的看法和感受。史铁生与人探讨，很少引经据典，他总是谈自己的认识和感受，用很朴素的语言讲出来，还不时强调这是个人观点。而这些人对事物的本质没有兴趣，他们更在乎辩论的胜败。史铁生往往在表明自己观点以及论证过程后保持沉默，总之，他不会背弃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即使这场谈话有点不欢而散的味道，他也会面带微笑，很有礼貌地送别。然后该干啥干啥，对刚才的谈话不做任何评论，一切都已过去。对他人无益的话和事情，他不会做，至少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史铁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朋友多，还有就是他标志性的表情。

    一个真诚的人才会有真朋友，史铁生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他几乎从不掩饰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史铁生有一大帮朋友：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插队知青、福利工厂的工友、作家同行，还有记者、导演，天南海北的。从大明星到缺衣少穿的穷人，不过我倒没见过当官的。无论高低贵贱，朋友来了，有好烟拿好烟，赶上饭点儿，有好酒拿好酒，实在没好酒，六元钱一瓶的二锅头也上，朋友们大多也不客气。和他聊天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写到这里我就想笑，他很少讲笑话，但总能让客厅里充满欢声笑语，那时他的脸上也泛起了光，神采飞扬。史铁生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基本是口无遮拦，想什么说什么，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表露无遗，他的朋友也是如此，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就是一些传出去可能对他不利的话不会被外传出这个房间，说完就完。

    史铁生治疗方面的事情许多都是靠他朋友自愿跑前跑后张罗的。就拿送他去医院这事情吧，出租车大多不愿意接送这样的病人，上车下车都要有人帮着扶，嫌麻烦。这些事情好些都要依靠他的同学孙立哲，还有他妹夫。孙立哲为史铁生派车派人拉他去透析长达八年。据我所知，有几个经常帮他的人，时间不宽裕，经济也不富裕，但多少年如一日。史铁生如有机会和可能，也会努力去帮助这些朋友。很多人会认为看望一个身患重病的残疾人，主要是出于怜悯和同情，史铁生的朋友们大多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史铁生令人快乐、豁达，给人以启迪，催人奋进。朋友们的一些烦恼瞬间就会被他帮着抛到九霄云外，有他这样乐观睿智的朋友是一件幸运的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聊到兴头上，他常控制不住自己，明明体力不支，仍欲罢不能，希米则常在身边提醒说：“行了，领导，差不多了，你们不知道，他现在聊高兴了，晚上睡不着可受罪呢。”史铁生在家中的外号是领导，事实上也是领导。史铁生在兴头上很少听媳妇的，偶尔只是向朋友们摆摆手，自己坐轮椅回卧室，缓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史铁生是一个很率性的人，这一点在他和朋友交谈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当他谈到一些重要的理念，和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会先平静一下，用书面化语言讲述出来，声音铿锵有力，根本就不像出自一个重病人之口。朋友们总是考虑到他的身体，恋恋不舍离开他家。有时候我走得稍微晚一些，朋友走后，感觉刚才他和朋友们的谈话确实有些过于投入，消耗了他许多能量，他显得很虚弱。这个时候我体会到了他谈到残疾的一段话：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残疾确实只是让他很不方便，而病痛则折磨着他的身心，这才是更痛苦的。

    史铁生有四种标志性的表情。一种是和他年龄不相符的天真的笑，还带着一股子憨劲，模样极可爱。一种是深邃的目光投向远方，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他家在一楼，两边都是楼，但给人的感觉确实是目光投向远方。一种是悲天悯人，每当谈起一些悲惨的事情，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常表现出悲天悯人的表情，对他人的这些苦难和无奈感同身受。还有一种表情，就是提起他崇拜的某位哲人或艺术家的时候，他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敬畏，不时还摇头叹服的说：“那是天才，上帝之笔，比不了，那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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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读者认为史铁生终日闷在家里闭门造车，活在自己营造的世外桃源里。我眼中的他并非如此，这个可以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首先他闭门在家里，是出于身体原因而不得已。真正在医院住过一段时间，或者在医院陪护过重病人的人都知道，医院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我曾在医院陪护过一段时间重病的父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没有比医院里表现得更残酷，我见过患者家属为了亲人的治疗，倾其所有，不惜代价，围着身患绝症的亲人有说有笑的逗他开心，那种真情让人觉得世界挺美好的。我也见过一个病人的妻子，家庭条件挺富裕的，她守着自己已经判了癌症晚期的丈夫，他的女儿来给父亲送医疗费，她当着她丈夫的面，一巴掌打到脸上：“滚，你有多少钱填这无底洞。”而她丈夫则是面无表情，一脸漠然。我还是不谈这些了，我也不想回忆这些。我只是想说，史铁生并不是一个活在世外桃源的人，他在医院里见过的比我更多。一个经历过重重苦难的人，一个家里的长子，不可能是一个天真的人。苦难总是催人早熟。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早早的知道柴米油盐的价钱，还有药的价钱。一个人连脚底下的路都看不清，怎么可能当好作家呢？之所以他的作品是这样的，是因为他选择的是生，而不是死，是爱，而不是恨，是路，而不是阻隔。

    他足不出户，哪里来的创作素材呢？他认为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史铁生做了一件最难的事，自我剖析。冷眼旁观他人并不难，而剖析自我，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绝对的诚实。进入自己内心的最深处，找出自己心中的愤怒、埋怨、仇恨、自卑、嫉妒产生的原因，把他们看透，继而用爱驱除这些不好的情绪。尼采有一篇讲述“人当脱离怨恨”的文章，我见他在这篇文章的空白处写了很多自己的体会，那字密密麻麻，字实在太小，我估计只有他自己看得清楚那写的什么，反正我是看不清楚。看破苦难、脱离怨恨，这是大智慧，能够看破，而且能用信实、准确的语言把这些诚实写出来，本身就很了不起，于千万读者都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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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史铁生那年他51岁，我很难将他和“刚强的”、“坚定的”、“不屈的”、“钢铁般的”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他给我的感觉很温和，很随和。史铁生不是保尔·柯察金或者某个宗教的虔诚信徒，诚然，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但他并不崇尚这些，更不相信什么人定胜天之类的话。一次有人在他面前过分强调了精神的作用，他后来对我说：“我连站都站不起来，我怎么能飞呢？”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始终不逃避，也不放弃他的追寻。他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啊，就是且行好事，莫问前程。”再强大的意志也会被消磨掉的，后来我终于看明白，他能将内心修炼的如此美善光明，又能历经多次重病而不死，很大程度上他依靠的是智慧，而不是意志。智慧是他意志的源泉，这源泉滋养着他的身心，是智慧让他能端坐于轮椅之上，乐天知命，诚实写作，与读者倾心交流。在生活中，他与亲人共同分享亲情的温暖，和朋友共沐友谊的阳光，直到生命尽头。

    我读过史铁生的第一篇作品是《命若琴弦》，那年我24岁，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对这篇小说印象非常深。伤残者存在的意义仅仅是活着，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哪怕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谎言之上，没有希望，没有什么尊严和意义。一次我曾向他提到过这篇作品，他摇摇头，摆摆手，过去了。他没有多提这篇小说，在他看来，从《务虚笔记》开始，他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常对我说：“我比以前也进步了，想写的东西很多，我明明能够看见，也能感觉到，可我就是没力气。我写《务虚笔记》的时候，有时还写通宵呢，现在，也就早晨有点精神头写东西。”他接受了残疾和病痛的现实，不再纠缠于此，生死之间他选择了生。从《命若琴弦》到《务虚笔记》、《病隙碎笔》，随着他智慧的增长，心胸和眼界越发开阔。他作品的思想正如他的生命一样，越来越宽阔，深远。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他过去的作品是写残疾人，后来的作品写的是人的残疾。他常提向上，提高。他常对我说：“写东西迎合大众并不难，人通常就那么几根酸筋，麻筋，你就反复戳就是了。那些都没意思。你不是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楼拜么，我也很喜欢，要写，就得像他们那样。”

    我认识史铁生在2002年冬天，他常看的书主要是西方的哲学和文学理论，有时还看看关于宇宙和时间的书，国内的作品，他读刘小枫的一些作品，而且很推崇。他常说：“过去的大家早把人世间的这些看透了，用哲学的语言，绘画的语言，音乐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早就表达得非常精彩了，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话再把故事讲一遍。”他很遗憾读到这些书太晚，但这也许是一个好事，就许多问题的认识，他和这些大家有种殊途同归之感。他经常自问自答，抬头看天花板，或偏着头，思考问题，并喃喃小声说着什么。

    史铁生生活的状态就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常能感觉到他心中有一团火一样热烈、光明的东西在燃烧，随时会迸发。他的灵魂与伟大的思想和艺术热情拥抱。一面是承受着一具沉重的，千疮百孔的肉身，日复一日地受病痛折磨。难以想象他的身体状态有多差，我都不敢看他布满针眼的胳膊，每当他量血压什么的时候，我总是看别处。而这两者，在他身上奇迹般共存着，直到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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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史铁生的生活并没有他的读者想象得那么糟，他有爱他的亲人，善良的妻子，和他一直照顾的妹妹，以及他最疼爱的外甥，他一提起外甥就会很快乐地大声说：“我的那个小宝贝儿啊。”说到这时，他的声音一下高了八度。除了无可奈何的病痛，他的生活挺好的。

    如果没有他挚爱的妻子，我无法想象史铁生能活到2010年底。希米是他的妻子，是他的护士，是他的秘书，是他的生活助理，弥补了他双腿的残疾，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是他最重要的人。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常觉得希米更像是他的小妹妹，他柔弱但忠诚的卫兵。希米在1978年被西北大学数学系录取，后来成了华夏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史铁生总爱说：“希米是给克林顿当秘书的料，给我史铁生当了秘书。”这个真的不算太夸张，如果我现在向希米要一份几年前我投稿的文章，她很快就会找出来，并用邮件发给我，而这份稿件可能连我自己都忘记存在哪里了。每当史铁生与朋友交谈的时候，希米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表情像个孩子。看的出她很爱，也很欣赏，甚至钦佩自己的丈夫。照顾史铁生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他每天要吃的药就有N种，不同的药有不同的服用方式，这些希米记得比史铁生自己还清楚。

    我没有见过史铁生年轻时的样子，只见过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史铁生脸上透着桀骜不驯、自傲、刚毅，像一把利剑，锋芒毕露。当时我感到很惊讶，这与我认识的那个慈眉善目、宽厚睿智的他判若两人。认识他后，我曾在一个冬天独自在地坛散步，我就想，那个痛苦近乎绝望的残疾少年，是经过了怎样的幻化，成了今天的史铁生，如园中松柏历经雨雪雷电而存活下来。

    从史铁生身上我懂得了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精深的理论解释，真理不是两个静静躺在书本里的铅词，不是一尊冰冷的雕像，更不是一个传说。真理存在于探索真理的“知与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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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当代文学艺术将会变得如何更加浮华、功利，也无论今后我自己将身处何地，我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真的见过一个叫史铁生的作家，他像农民一样终日辛劳耕耘，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机警，像石头一样坚硬，像玉一样温润，像爱干净的家庭主妇一样每日清扫心中的灰尘。他有登山者一样的勇气，能像航海家一样孤身环游。他让“用生命去写作”没有沦为一句空话。如果“奇迹”不是一个虚词的话，我认为史铁生就是一个奇迹。

    许多喜欢他的读者希望在地坛为他塑一尊铜像，以我对他的认识，他不会赞成这样做的，他希望自己的离去就像那句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他不想打扰任何人。一个连肉身都捐献出来的人要冰冷的铜像做什么呢？伟大的作品自有其生命，善良的人将会被人珍藏在心里。

    人们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再过很久，才知道失去的是什么。我的女儿长大后或许会问我：“爸爸，你们那个时代真有史铁生这样的作家？”我会告诉她：“是的，爸爸认识他，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有这样的人，文学圣殿里的火才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