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重新建构我们的问题意识

    这段时间我正好在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本月底交稿（社科文献出版社）。写作过程中，我对过去30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也重新梳理了一遍。我个人觉得，我们新一代学者需要下功夫的还是史料，史料要好好地去消化。

    我认为以下文献是比较重要的：中国史学会1950年代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最新的是由章开沅先生主持，去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收录了中国史学会那套之后出来的新资料。此外，辛亥人物的史料（如日记和文集），在过去的30年里也出了很多，如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宝蘅日记》，新华出版社的《那桐日记》等等。现在看来，学术界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史料。表现在研究上就是，这20年来，国内并无全面更新换代的辛亥革命研究著作出现。截止到现在，流传最广的仍然是1980年代章开沅与林增平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

    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稿》写得比较个性化，章节设计很清晰，注重历史细节描写，大量运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是集体作品，类似传统的历史教科书，抽象分析非常多，大的框架设计很好，有整体感，但缺乏胡、金那套书提供的现场感和细节。

    当然，这两套书今天来看都有问题，注重革命党方面的言论，对革命的对象缺少基本的同情。这里面牵涉到辛亥革命的前因，1900年新政当中很多政策发展的逻辑关联，这两套书都没有注意到，包括对引发1911年新军起义的两个直接原因，也都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进行分析。以历史的逻辑关联来看，铁路国有直接导致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汉空虚，武汉空虚又导致了新军起义成功。这两套书都是从铁路国有政策不合理出发来做推演的，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其实当时，不论是列强还是比较中立的舆论界，都认为铁路国有是一个合理的政策。

    最近两年出版的小本子很多，因为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每出来一本都会去买，感觉很多作品很草率，这大概和出版界热衷于炒作的风气有关。这些书只是讲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算不上辛亥革命研究的主流。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的世界背景的问题。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翻版，革命本身是流血是破坏，但辛亥革命最后走向了和平解决，这里面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这方面的意义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我们更多地是谈辛亥革命失败了，讲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有点问题。难道资产阶级就一定要打到底吗？一定要和清政府斗个鱼死网破吗？我们应该转化一种视角，从现代化的视角、人民本位的立场去回看这一段历史，这样，我们可能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我在读相关史料时，感到当时人们的想法被曲意解读，失去了本来面目。比如关于立宪和共和体制的争论，一直到1911年年底，国内基本都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走向君主立宪，但在过去的历史讨论中，都认为君主立宪是罪恶的，只有走向革命走向共和才是好的，这就和历史事实差距太大了。

    我们应该下功夫的是转换视角，重新建构自己的问题意识。当然这不容易，因为近代史的时段虽然并不长，但问题太多，且与现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关联，牵一发动全身，任何点的突破都有可能影响近代史体系的重构，影响我们对这一百年历史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