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帮助第一家私营公司

    在北京一座紧邻北长街的静谧四合院，住着一户四代同堂的人家，这个小院里出了一位曾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大人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这个院子里，吴小莉采访了胡耀邦的长子、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

    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的胡德平，与年届六旬时的胡耀邦在相貌上很相像。或许是这个原因，很多中国民众提到胡德平，总会生出一份特殊的情感。 

    吴小莉：197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一年之后，“文革”结束。此时的胡耀邦满怀激情地想多做些事情。胡德平告诉我，父亲甚至曾经这样和他们这些做子女的说过，“有什么民情民意，都可以向我反映，我来办”。而后来，胡耀邦也确实顶着压力，主导了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几件大事，其中就有至今令许多人感念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

    胡德平说，虽然那个时候父亲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计划经济，但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自谋出路的人，却一直很赞赏。

    胡德平：父亲赞成那种离开旧有体制，自己创业，自谋出路的人，而且他相信这种人会越来越多。原来我们住在富强胡同，1984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一个新的住址去了。当时，他有个警卫参谋，也跟着我们一起搬过来。那位警卫秘书，想把他原来的房子留下来，因为这个现象也很普遍吧。我父亲就说，我们的房子也都要交给团中央，你把你现在的房子也要交出去。为什么？他说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富民政策，就是应该让人们，今后用自己的所得，可以买得起房子，可以买得起汽车，你不要这么近视。

    吴小莉：1984年，非常早期，就像您说的那时候还有很多的争论的时候，但他已经预见到，总有一天人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自己的财富，拥有自己的房子。

    胡德平：对。

    吴小莉：你是不是常常有机会跟父亲散散步聊聊天，谈谈国家大事或者互相关心的事。

    胡德平：在“文革”中谈得最多，以后他出来工作进入中央领导岗位之后呢，我们还有意地疏远了一点。那就是觉得千万不要来干政，千万不要，“文革”中的这种例子、教训很多嘛。

    吴小莉：以往父子俩在许多问题上的探讨，随着胡耀邦职位的攀升多了一些禁忌。而在1983年四五月份之后，因为忙于公务，胡耀邦基本上就住在了中南海勤政殿的办公室。但是胡德平也说，在反映社情民意的事情上，胡家却一直有一个传统，任何时候都可以找父亲，甚至是到他的办公室主动谈。

    1984年，胡德平就受朋友之托，请父亲关照一个人。

    胡德平：姜维是照相起家的，个体照相，已经发展起来了，已经搞得很好了，外资也愿意来入股，不是很好嘛。但政策不允许外资和个体户合资。在当时我们对经济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当时我还是在博物馆工作，那是和社会呀经济呀，相隔比较远的一个领域。但凭直觉觉得这个青年人好，如果能合资对国家也好。

    吴小莉：胡德平说的这个姜维，是辽宁大连人，1980年部队转业之后，因工作不好安排，就自谋生路，开了家个体摄影摊点。

    1984年，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后，表示愿意与照相个体户姜维搞合资经营，做生意。但是在准备签合同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个体户与外资合资的先例，这个合资公司无法注册，姜维于是决定到北京去“找政策”。就是在北京活动的三个月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胡德平。

    胡德平：我的朋友李光祖和王小黎告诉我，中外合资已经开始了，香港人愿意给一个创业的青年投一笔资，给个体户。他们说德平，你说这个好不好啊？我说那当然好啊。因为当时改革开放，我们希望外资进来嘛。他俩说这位青年也来北京了，你能不能去和他见见面，我说行啊，我们这就去了。

    吴小莉：1984年夏天的一天，胡德平骑着自行车主动去旅馆见了这个日后被称作是“中国私企第一人”的姜维。

    胡德平：当时各级的工商管理局都在反映姜维与外资合资这件稀奇事，工商局也同情这件事，他们是主渠道，我呢也帮过。

    吴小莉：不过据说那时候您也把一些材料带回去了，是不是也把材料转给了父亲，怎么跟父亲说的？

    胡德平：材料还是李光祖和王小黎送给国务院的。我记得给我父亲说过这个事，我说现在国务院也在研究这个事，我问父亲，这个对不对，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是在散步的时候，他说这个好啊，我说现在国务院是在办，他说那就让他们去办好了嘛。他倒没有说我打电话啊，他说办不好，你再来说。因为在当时像姜维这样的事，争论还是比较多的。我知道，在我跟父亲说姜维的事的时候，他是很赞成的，父亲希望他发展好，希望我们的政策的门路应该扩得更大。

    字幕：

    1985年4月13日，姜维领到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执照，他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光彩实业公司。

    （本文摘自《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胡德平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