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作品引进十年 三种新书年内出版

    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如果说1980年代国内学界对西方思想家的译介、阅读和研究的重心是马克斯·韦伯，那么近十余年，重心则是以赛亚·伯林。自2001年伯林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问世以来，10年间，国内翻译出版伯林的著作有10本之多，数量超过了其他任何西方思想家。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中国思想界阅读伯林的10年。”在日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来教授这样告诉读书报记者。

    陈来教授认为，一个思想家在异国的生命力是与该国思想文化界的生态有关的。“一般认为，1970年代以来，约翰·罗尔斯被认为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对公平问题的关切是罗尔斯思想的最大特点，而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中并不缺乏，所以罗尔斯在中国的地位并没有在西方那么高。而韦伯主要关切的是现代化问题，他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受到中国知识界最热情的拥抱是一点都不奇怪的。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伯林对于‘消极自由’的阐释、对于多元价值观的主张，更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共鸣，所以他得到了最多的关注。”陈来说。

    据介绍，2001年9月伯林的《俄国思想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伯林的著作第一次引进到中国。自那以来的10年间，伯林的《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自由及其背叛》、《伯林谈话录》、《启蒙的时代》、《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相继翻译出版。译林出版社告诉记者，2011年，该社将推出三本新的伯林译作：《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和《个人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