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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一个阴霾料峭的日子，香山脚下松柏掩映的万安公墓又多了一位长者，一位智者。何先生走完了一个世纪的人生路，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在这里获得了永生。亲人与弟子，一抔黄土，一把黄菊，默默的祝福。先生终于可以和相伴相依近七十年的师母、爱子何芳川在天国重聚。不远处陪伴他们的还有何思源——先生一生敬重的仙槎大哥。
16日早上，妻子看到邮件，打来电话，告诉我先生去世的噩耗，我惊呆了！事先毫无征兆。春节时本要去看望先生，但一想给先生拜年的人一定很多，过几天清静些再去。结果铸成终生遗憾！和国安兄联络，得知先生元旦前就住院，本无大碍，春节后情况突然恶化。时至今日，每念及此，不禁泫然。
自开始跟随何先生读书，一晃已近二十年，走上工作岗位也差不多十五年，家从师大搬走也有10年了。自己的生活轨迹离老师、离师大的小红楼越来越远，看望老师的机会也不多，但精神上却没有离开过老师。
何先生出生在武昌首义的前夜，青年时代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动荡，北伐成功后的黄金年代以及抗战军兴后的流徙与艰难，不惑之年留学归国，见证了新中国六十年的风风雨雨。
自己虽然是1993年才正式成为何先生的弟子，实际从读硕士开始就不断受到先生的教诲。当时在何先生的倡导下，师大历史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有定期开会报告论文的规矩，大约一二个月聚一次。多数是老师们发表论文，大家讨论。记得何先生报告《崔浩之死》一文时我就在座。此外，黎虎老师的《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宁欣老师关于唐代铨选的研究均是最先在会上聆听到的。
报告会吸引的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的师生。晁福林老师《论周平王东迁》一文与赵世瑜老师的《明清时期的华北庙会》也都是首先在报告会上发表的。通过赵老师的报告，我第一次听到克里斯塔勒及其中心地理论，施坚雅和六边形的集市空间分布。这两篇论文后来都刊发在《历史研究》上。我自己的史学处女作，是对东晋南朝的封山占水的再探讨，最初也曾在这里接受师友的指教。
报告会在教四楼四层研究室的办公室或资料室举行。师生环绕资料室的长桌而坐，讲学论道。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我问何先生，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总是不断有各种民族从北方或东北南下，可惜的是何先生的回答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还有一次，我是倚坐在办公室的大门旁来听报告，印象深刻。当时研究室师生人数不多，不知那次为什么听众那么多？
等我考上何先生的博士生，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报告会停办了。得知此消息，很是惋惜。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和孟彦弘兄一道，又在社科院历史所筹办了“青年史学沙龙”，后来改名为“史学沙龙”，到我2008年调离历史所时，十年间先后举行过近80次活动。不仅讨论过许多所内同仁的论著，还不时邀请一些所外的朋友来演讲报告，记忆中像巫鸿、葛兆光、李零、阎步克、熊存瑞、陆扬、陈弱水、彭小瑜、罗新、赵立新都曾莅临。工作后，自己在学术上的点滴成长与沙龙的熏陶切磋密不可分。现在回想起来，播下创办沙龙种子的不正是何先生吗？没有教四楼的报告会，不会诞生出历史所的史学沙龙。
何先生早在1934年，还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时，就发表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开辟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研究的新领域，一鸣惊人；40年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兵制的数篇论文则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础。但在何先生自己心目中，更看重的是他对汉魏之际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总体认识。这两方面的研究收入何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他因此被学界视为古史分期问题上“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
不过，自1950年何先生任教北师大历史系，1950年代末开始招收研究生，及门弟子前后二十余位，研究佛教寺院经济者有之，专攻政治制度史，乃至兵制者有之，涉足小农经济、城市经济者有之，却没有一位继承老师的理论，在古史分期、“魏晋封建论”上下功夫。何先生有时会说“没有一个学生跟我学”，淡淡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复杂的心情。
其实，先生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毕业后不久，曾在师大听过一次先生的讲座，围绕社会分期问题，主旨是建议绕开分期问题，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自然段。后来，先生将这些想法写成文章，题为《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世纪之交对历史研究的思考》，发表在1999年1月29日《光明日报》的“史林”版。文章不长，却很有新意，特别是“自然段”的提法，十分传神。指出首先要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揭示清楚，“事实没有摸清楚，不要急于定社会性质”。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可惜，先生后来没有做更多的阐述。我想，沿着探索“自然段”的道路，应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概括。这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未竟事业。
尽管先生十分看重自己的观点，却始终不曾强加给学生。入学后，先生给我们开的课就有研读《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师生三人，围坐在小红楼的书桌旁，听先生系统讲述对古代社会的见解。我自上大学就对理论颇感兴趣，马克思的著作也认真读过一些，但对古史分期问题却始终感到疑惑。1990年代史学理论界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如何兆武先生发表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从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说起》（《百科知识》1989.5），脍炙人口，风行一时，我也深受影响。在期末作业中就自己读书所得，提出一些疑问，何先生从不以为忤，未曾因此而对我有任何表示。作为学生的我，思考从未因为与老师意见不合而受到限制。
当我读到一些使用佛教造像记研讨中古史的论文，感觉这类资料还有宝可挖，试图仿照法国年鉴学派，利用它们探索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心态，何先生只是问我：“那些造像记，千篇一律，能分析出东西来吗？”其实我自己也全然没有把握。以前更没有系统学习过佛教，冒然闯入一个陌生的领域，时间又很有限，能行吗？何先生为此还专门让我去请教刘家和先生，我也先后写信向远在法国和美国的谢和耐与巫鸿先生求教。论文最终得以完成，离不开先生的质疑与激励。先生当时已年过八旬，难以事事过问，但他总是强调“做学问要像跑马圈地，要有自己的领地”，也反复叮咛“研究大树不要研究到树杈上”。话虽不多，却形象精辟，深深刻入脑海，时时提醒着我，做研究一定既要专精，又要有闳通的眼光。为此，我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分析上也更求细致、深入，力争超过这一领域成果卓著的日本学者。论文能得到较好的评价，与先生的鞭策是分不开的。
论文即将出版，先生在序言中期许拙著能够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何先生何尝不知道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成果，我自己不过是希望中国的研究不要被拉下太远。对自己的学生，先生总是鼓励他们争做一流。尽管自己的兴趣已经离佛教研究越来越远，但争做一流的师训依然时时回荡在耳边。
2000年底搬离师大之前，虽然已经到历史所工作多年，还能常常到小红楼看望先生，亦偶尔替先生做些杂事。先生师母1990年代末再次赴美时，还曾住在小红楼，替先生看家。先生每次见到我，除了关心历史所里老友的近况，更多地还是垂询我的研究，他一再叮嘱我，旭东不是当官的料，好好做学问。到了晚年，常常说：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带来让我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先生很难对许多问题提出具体的意见，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往事或世事，但见到学生又有新作问世时，先生满心欣喜是显而易见的。
先生早年求学沙滩红楼，埋首黄灯书案，青年时代便卓有成就，晚年又获聘北大历史系的兼职教授，在经历了失去至亲的巨大打击后，这是让先生最为开心的事情。他甚至不顾年近期颐，提出要为北大历史系开课。先生一生北大情深，令他很感自豪的是，祖孙三代同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这在近代教育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他对北大的感情，根源于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这一精神，透过何先生，从沙滩红楼聚集到师大的小红楼，浸润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我自小生活在师大校园，1980年代初，我还是个中学生，因为何先生当选人大代表，第一次听说了他。后来，在校园里时常见到一位骑着小轮自行车的蔼然白发长者，别人告诉我，那就是何先生。没想到，十多年后，我竟有幸成了何先生的学生，追随先生近二十年。先生今已驾鹤西去，但他的精神与追求会不断鞭策我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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