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其外”的理学研究

    宋明理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领域的一大热点，目前已有不菲的成果；关于易学、佛学、道家道教之学、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社会层面的研究，著作亦颇丰。然而，将这两方面打通来考察理学，却未见有专门和系统的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主编的《理学学术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何研究宋明理学，可以有不同的进路，《丛书》作者概括为“入其内”与“出其外”的两条道路。通常宋明理学的研究，大致都可以归为入其内的方式，即研究的是理学自身和内在的理论问题，这样的研究虽然必要，但毕竟不是全部。要全面看待理学学术，需要理清理学自身发展与围绕它的学术是何关系，以说明整个中国学术发展“造极”期的总体状貌；同时，即便是理学学术自身，亦需要站在理学之外才能看得更为清晰，所以出其外的方式就显得必要。《丛书》的特点，是将理学这一儒学形态作为既定的思潮，去探讨它在与易、释、道、各家及社会层面的互动交织中如何发生发展与渗透推广；同时，现代新儒学由于号称“接着”宋明理学讲，所以还需要了解儒学从古到今的变革发展。那么，由《理学与易学》（向世陵）、《理学与佛学》（王心竹）、《理学与道家道教》（傅凤英）、《理学与社会》（高会霞）、《理学与现代新儒学》（许宁）五册所组成的这套丛书，便有了些许新的特色和气息。

    理学的理论创造在中国学术是“内外交相合”的结果，而这“外”的首要问题就是处理与佛教的关系。通行的理学研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关系，事实上在这方面有不少的成果，但问题在于理论切入的角度和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在促进思想发展中的价值。儒家的立场，固然是吸收佛教心性思辨的成果而拒斥其以虚空假有看待世界的主张，但换从佛教的角度，至多只是出离血缘家庭，决非想要“外天下国家”，这是佛教在与儒家的长期争辩中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为历史的实践所确认。作者对不同理学家出入于佛老及辟佛的动机进行了分析。理学各派如程朱与陆王在对待佛教态度和评价上存在差异，表明理学家虽然是同宗孔孟、同扶名教，但由于特定的本体论立场，产生了对佛教不同的认知和感想。恰当处理儒佛关系，意义并不限于儒佛本身，它涉及到不同文化或思想之间的相容性与排异性问题。《丛书》强调，研究理学与佛学的关系，实际上是基于历史解释的需要和强烈的现实关照意识双方面的因素。任何一种异质文化，要想在新的文化形态中生存下来并大放异彩，必须具备自我调适能力，必须在保持自己思想本质和特点的情况下，致力于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与此对应，大凡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系统自身的惰性而逐渐会遭遇到困境，故其继承发展很难由其内部的自我更新来完成，要想获得新生和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对外实行开放，在挑战中接纳新的思想。所以，异质文化的介入，一方面为既有理论内容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材料，准备了新的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视界；另一方面，则是在破坏旧有形式的同时，催促着新形式的产生和原有理论形态的重构。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恰当处理当下的中西文化关系。至于儒学自身，则不论在宋明还是当代，其繁荣发展不仅在于挺立自我，更在于以开放的胸怀纳新容异。

    在道家道教方面，儒道从先秦就开始争辩，但争辩的结果是从百家变成了两家，又从两家变成了三教。佛教首先是与黄老相合，接着是道教大量搬用佛教，而道教与儒学在不少方面如阴阳气化、元气禀赋、形神关系以及无极太极说等关涉理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明显具有同盟军的性质。唐代宗密从华严禅出发总结各家，便是把儒、道放在同一的道生万物和气化生生的基础上进行批判的。从《丛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道本说和元气论的确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根基，道家的道气论与理学的理气论之间密切关联，再加上不断再造的无极太极之说，便成为新儒学肇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联系到人生来讲，儒家注重人的道德价值而强调精神生命，道家道教则注重身心合一的价值而强调自然生命，然静心反本又是儒道共同的要求。与此相关的作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重要表征的“反本”“复性”的思辨理路，便是由道家首先提出而为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所追随的。作者探讨道家道教的一条基线就是三教合一，这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具有较高理论形态的内丹学，抓住了它，就抓住了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关联的要害。理学与道家道教尤其是内丹学相互融合，重心则体现在心性修养论上。从而，相较于汉唐，宋明时期的道家道教与儒学（理学）的关系要更为密切。理学家辟佛老而在理论上引起儒、道冲突的焦点，同时就是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走向相互融合的交点，是道家道教与理学学术关联中最有特色的地方。

    在理学主导下的宋元明清学术，在社会各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学术对社会的影响与社会影响学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理学在宋代的兴起要得益于其时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宋元之际赵复、窦默、许衡等能够担当起传播理学的重任，有赖于元统治者对理学的迅速接受和大力提倡。理学在元代上升为官学，明初朱学统治最终确立，都与程朱派理学家积极参与国家的“文教”事业分不开。在明代后期，理学与社会的互动，在当时的集会和结社讲学活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学术社团与政治党派一身二任，与时代政治的脉搏同步在跳动。从而，要深入研究理学，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哲学本身，而需要以历史为线索，从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把握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关注理学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变迁。《丛书》作者对历史事例的分析和解答虽只是一家之言，但毕竟展现了宋元明清时期不同的社会风貌和理学在这一时期的广泛影响，提供了一条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线索，从而能够让21世纪的国人对在理学影响下的古代社会的状况有更清楚的了解。

    虽然今天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但方兴未艾的国学热、经典热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民族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回归。在此大环境中重新反思理学学术，希望从中发掘具有一般意义的永恒精神价值，事实上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