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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3月09日 星期三

    明智崇高晏阳初

    摩 罗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09日   03 版)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社会分层中,“高处”所指自然是掌握社会资源的上流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很自然地将注意力投向社会上层,少有将目光投向社会底层者。

        乡村社会对于后代的最大期望,就是“山窝里飞出金凤凰”,飞到大都市去谋求幸福生活。无力飞到大都市的,那就只能是卑贱的麻雀甚至蝗虫,他们理所当然只能继续卑贱下去。

        人类社会就这样被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是充分占有并消费着大量社会资源的幸运者,一类是无法合理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幸者。前者组成上流社会,后者构成底层社会。这种结构经过千百年的沉淀,早就制度化了,个人所能施加的影响很小,个人奋斗所能超越的跨度也很小。

        讲这么多闲话都是为了给晏阳初的出场作铺垫。因为晏阳初的功勋就在于打破了这种制度和文化的禁忌。晏阳初毫无疑问属于楼台亭阁里吟诗作赋的上流社会,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可是他把自己的事业安排在村野,把一生的精力献给了田间地头的劳作者。他致力于平民教育活动和乡村建设运动,极尽所能给底层社会传播知识,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不是直接为金凤凰服务,而是终生服务于这些卑贱的麻雀和蝗虫。

        如何给晏阳初定位?

        晏阳初当然不会因为服务于底层社会而变为底层社会的人,他是站在上流社会而为底层社会服务的人,他因此而成为广受底层社会尊敬的社会贤达。因为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既有矛盾又是共生的,解决底层社会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社会整体的问题,所以晏阳初不仅受到底层社会的敬重,也同样受到上流社会的敬重。

        晏阳初因为服务于底层社会而成为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共同尊敬的上流人物。

        《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晏阳初站在上流社会能够理解底层社会的需求,这是“知人”。晏阳初深知上流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蕴含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中,从而也就简介蕴含在底层群体的发展和觉悟之中,这是“自知”。最明智的精英人物不是仅仅维护上流社会的利益,而是通过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来兼顾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的共同利益。晏阳初就是这样明智的精英人物。

        由于晏阳初把自己的工作现场安排在底层社会,他把自己的工作目标设定为直接服务于底层社会,所以他不但明智而且具有某种崇高感。

        明智而又崇高的人物,这就是我给晏阳初的定位。

        晏阳初并不是独此一家的孤立现象。他的工作得到一大批上流人物的支持和参与。当他去动员一些正在楼台亭阁吟诗作赋的杰出人物投身于平民教育工作时,许多人深受感动,马上抛弃已有的工作平台,欣然来到晏阳初身边。陈筑山为此辞去了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的职务,郑锦为此辞去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职务。北大教授孙伏园辞去《北京晨报》副刊的职务,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机构中创办《农民报》并担任主编。国立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在晏阳初的鼓动下决意创作农村戏剧。抗战时期,熊佛西配合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在四川创办了国内第一所注重广大农民需要的戏剧实验学校,担任了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首任校长。此外,担任平教总会平民文学部干事的是哈佛博士瞿世英。担任生计教育部主任的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

        晏阳初开创了一种服务底层、反哺底层的风气,让那些胸怀天下的精英人物意识到了他们对于底层社会的责任,明了了底层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他们自觉地从事底层社会的改造,以期改善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晏阳初以其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道德感召力,造就了一个明智而又崇高的精英群体。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跟依然蜗居在山窝的麻雀,原是命运相关的。

        当然,晏阳初和他的工作伙伴,毕竟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他们无论怎样真诚地为底层群体谋利益、谋福祉,但是,他们对于底层群体的偏见,终究难于根除。晏阳初以“愚穷弱私”四字概括乡村居民的集体性格,其中“愚私”二字就是天大的偏见。要说底层社会的“愚私”超过上流社会,这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

        跟晏阳初同时代的学者顾复先生,也很关注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写过《农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他在书中说:农民“智能低劣,感情迟钝”(18页),“眼界狭隘”(21页),“知识低浅”(22页),“公共心不发达”(23页)。这种偏见可谓既不“智”也不“明”,其“愚”其“私”实在令人咋舌。

        这些精英人物对于底层群体无论怎样怀有善意,可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农业社会、农村文化、农民性格的正当性,老要在他们面前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是他们身上“小资情调”的表现。“小资情调”是上流社会的流行病,连终生服务于农民的晏阳初,也未能完全摆脱之。

        在我的视野中,真正关注乡村、关怀农民,同时又能理解农民利益、农民愿望之正当性的精英人物,是毛泽东和费孝通。他们是较多抛弃了偏见和小资情调的人。

        当然,我并不想用毛泽东和费孝通来贬低晏阳初。他们的工作方式各不相同,各有不同的价值。他们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晏阳初突破制度和文化所限定的框架,从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中跨出来,迈步在穷山窝,而且将那么多博士、教授动员到穷山窝来研究农村和农民,服务于这些穷苦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他的事业是明智而又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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