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性的乱世书写

    这两天，我在读一本新书《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和通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2月版），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第二辑中的一种，作者黄心村。原书名直译应为《女性、战争、家庭性：1940年代的上海文学和通俗文化》，中译本副标题添加上“张爱玲”三字，无疑是为了迎合国内持续不衰的张爱玲热。在本书《中文版序》里，作者写道：“华语世界里的张学已是门庭若市的显学，学者一代接一代，欣欣向荣；但在华语世界之外，我的书仍然是用英文书写的研究张爱玲的唯一的一部专著。”

    说这是一部研究张爱玲的“专著”，有点勉强。因为这本书涉及沦陷时期上海的多位女作家，张爱玲仅是其中的一位。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位。全书分六章：第一章讨论“战争”、“女性”、“家庭性”这几个关键词；第二章探讨当时的女性出版文化；第三章以关露和《女声》为个案论述女性杂志的艺术；第四章论述张爱玲的散文；第五章论述苏青、潘柳黛的自传小说；第六章论述施济美的闺秀小说。书中没有谈到张爱玲的小说，而将聚焦集中在她的散文上，可见作者的独辟蹊径。就我有限的阅读，还没有发现哪位研究者对此有过这样精辟的阐释。张爱玲对文体的突破以及对散文现代性的贡献，被令人信服的揭示出来。其意义不仅在散文方面，对理解她的小说，包括最近才出土的《小团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版）、《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都多有启迪。

    近年来，关于民国女性出版文化也算是一个热点，但像《乱世书写》这样精彩的研究性专著极少。市面上常见的都是些传记类图书，大多根据二手资料敷衍成篇，甚至浮想联翩、信口开河，值得一读的不多。这里推荐两部女性作者所写的女作家传记：丁言昭的《关露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和王羽的《施济美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5月版）。丁言昭是丁景唐先生之女，出版过好几部现代女作家传记，许多年前还写过一册关于关露的《谍海才女》，并编有资料集《关露啊，关露》。本书是她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较其他作者胡编乱造的关露传奇，不可同日而语。王羽是陈子善老师的高足，研究四十年代“东吴系”女作家，编有小说选《小姐集》。施济美就是“东吴系”的领军人物。作者不仅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而且采访了一些相关人士，才完成这本传记。谢泳先生在《如何读传记》中说：“第一本传记优先……因为除了有史料首发权问题外，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来源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一般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凭此，就不该忽视这部《施济美传》了。

    除了传记，史料的整理出版也是展示民国女性出版文化的重要途径。陈子善老师一向注重辑佚，最近又主持“海豚书馆”的“文艺拾遗”即红色系列，首批推出的就有周炼霞的《遗珠》（海豚出版社2010年8月版）。《乱世书写》里也提到陈小翠、周炼霞、吴青霞等“海上闺秀”，主要谈她们为《女声》杂志绘制的封面画。《遗珠》一书收录的是周炼霞当年发表在《万象》、《力报》上的新文学作品，包括三篇小说和四篇散文。关于周炼霞，我曾经写过一篇笔记，抄录了一点诗词和逸事。在文章的结尾，我希望有人能收集她的遗作出版。我当时心里想的，还不是《遗珠》这样的，而是类似《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书店2010年6月版）那样一本书，因为我把她定位于古典意义上的才女。现在看来，她在新文学创作上还是颇有成就的。

    去年出版界对民国女性出版文化的发掘，张爱玲的《异乡记》自然值得关注。如果不局限在新文学领域，张充和应该是更热门的选题。白谦慎编的《张充和诗书画选》，孙康宜编的《曲人鸿爪》（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版）、《古色今香》（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5月版），每一本都引起一番轰动。张爱玲已经故去，张充和则尚在人世，而且她本人就是“民国女性”的完美化身。有位内地人士去美国，见到张充和后不胜感慨，说：“在您身上，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确，张爱玲、潘柳黛悄然出走，客死异邦；关露、苏青分别因别人的“冤案”牵连入狱，潦倒一生；施济美、陈小翠在文革中一个悬梁、一个开煤气自尽；周炼霞则被红卫兵打瞎了一只眼睛……民国女性的文采风流早已荡然无存。想一想，张充和真的很幸运。

    去年还有一本《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常出现在各家报刊年终评选的书榜上，排名都在前几位，可见其受追捧的程度。作者齐邦媛，也可谓典型的“民国女性”。她是东北名将齐世英之女，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得意弟子。这本自传记叙了她从东北流亡，到离乱中求学，最后到台湾的亲身经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细细说来，令人低回不已。对于内地读者而言，独特的视角又往往使人耳目一新。尽管有所删节，这本书仍然堪称难得一见的好书。巧合的是，齐邦媛和她的同龄人施济美竟有着同样的遭遇。她们初恋的对象，都是抗战时期的空军战士，而且都牺牲在战争之中。施济美因此终身未婚，齐邦媛在自传中用大量篇幅追怀了那份刻骨铭心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讲，《巨流河》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民国女性的“乱世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