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上了我这条“贼船”……

    编者按：下文是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汪连兴教授对自己主持翻译《剑桥古代史》首卷第一分册半年工作的总结和体会，主干原本是其在“《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开题论证会”上的发言，经编者提议，扩充而成。汪教授在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反思，他的一些工作方法，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领命主持《剑桥古代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的翻译工作已经半年多了。在此期间，我参与的这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亲任首席专家的“《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先后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并有望入选“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以译著而跻身国内社科研究三大重点项目，在国内盖属首次，当可谓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界的盛事。

    自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廖学盛先生攻读世界古代史以来，倏忽已历30余年。作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对《剑桥古代史》这部享誉国际的世界史巨著在学术界的地位之隆和翻译难度之大深有所知。因此，当郭小凌教授来信来电，力邀我加盟翻译工程时，我既感到兴奋，又不无犹豫。郭小凌是我的研究生同窗，现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和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对业内研究状况了如指掌，这次受命主持整个《剑桥古代史》卷的翻译工作。诚如他所说：当前国内研究世界史前史的学者日渐凋零，在这方面既能研究又能翻译的更是稀少。你好歹也是“科班出身”，写过多篇史前史研究论文，参与翻译过《世界原始社会史》、《人类学》、《西方的兴起》、《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等著作，并为新近出版的《欧洲历史大词典》撰写了全部史前史条目，所以这次领衔主译“史前史卷”，就年龄与翻译经验而言，你当义不容辞。

    就这样，在退休数年之后，我又登上了翻译工程这条航船，驶进了浩瀚的学术之海。领命之后，深觉责任重大。“史前史卷”，尤其是第一册，实际上是多学科研究的结合，这从目录上就看得很清楚：第一、二章几乎完全是写的地质学和地理学，第三章和第五章写的是古人类学，第四章写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第六章至第十章则主要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原著各章都是由不同专业方向乃至不同学科的学者撰写的，如果由我一个人翻译全书，恐怕力不能逮。经慎重考虑和多方联系，决定再邀若干人加盟，其中有长年在国外从事地质勘探和研究的专家，有出版过多本译著的世界古代史资深教授，有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世界古代史专业博士，也有英语本科毕业、又在美国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还有两位是前几年毕业的我的研究生。他们6人各自承担书中的1—2章。我本人除承担古人类学两章外，主要负责审校全书，确保译稿质量。

    翻译团队初步建立起来后，马上就开始了工作。搞翻译的人都知道“信、达、雅”三个字，这是严复在他译的《天演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也是对翻译原则的高度概括。何谓“信”？就是译文要准确，不增、不漏、不删、不歪曲。何谓“达”？就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何谓“雅”？就是文笔简明优雅，文采斐然。其中“信”是基础，是关键，也是对翻译的最基本要求；而“达”和“雅”，主要属于母语驾驭能力和文字表达技巧范畴。是否“信”，即是否有错误，以及错误的多少和严重程度，是可以量化的。为了有效监控翻译进度和译稿质量，我采取了如下措施：

    首先，我给翻译组全体成员发了一份情况通报，对每个人的交稿时间作了具体安排，基本上是要求他们每三个月交稿一次，每次原则上不少于各自所承担翻译总量的五分之一，多交不限。若有好的译稿，也将随时发布，以供观摩。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翻译和审稿工作有序进行，并及时发现问题、交流意见。现在看来，有的译者手笔比较快，已经全部完成了各自所承担的一章或两章。有的则进展缓慢，只完成不到20%。

    第二，我根据最早交来的两份译稿中所出现的问题，制定了一份《译文错误及文法修辞问题认定原则》，把译稿中的错误分为“严重错误”和“一般错误”两大类。在“严重错误”下，又区分出整句译错，一句中的关键词译错或漏译等4种情况。在“一般错误”下，则区分出一句中有实在含义的非关键词译错、漏译或不译，专用名词或术语不按规定翻译，错别字、漏字、衍字等5种情况。有了这个认定原则，就可以对所有译者的错误和错误性质作出一视同仁的认定。

    第三，根据这个《原则》和自己以往的经验，我在10月5日的《第一次情况通报》里提出了交稿的最低合格标准。早在80年代初，我就因论文写作需要而对国内的一些译著做过详细调研。一流的出版社，其翻译的一般性错误约为每千字0.3—1.5处，严重错误约为每千字0.05—0.2处。据此，我对每位译者提出交稿的最低合格标准为：一般性错误每千字不超过3处，严重错误每千字不超过1处。应该说，这个要求是相当低的。从这个初步合格再提升到真正符合出版标准，那是我的职责。这样，就做到职责分明。

    第四，对每位译者交来的稿件，我都仔细、认真、逐字逐句地审校，然后把有问题的译文拿出来逐条分析、归类、制表、统计，最后汇总成一份“审稿意见”，连同我在译稿上所做的详细批改，一起反馈给有关译者。各人的错误率高低以及是否合格的结论则合成一张《译稿情况汇总》表，发给每个译者，让他们自己进行比较。这样，每次审稿结束，每位译者都会从我这里收到至少4份材料：1、《审稿意见》；2、经我详细修改的译稿；3、《译稿错误分析》；4、《译稿情况汇总》。

    这个办法确实很笨拙，既费力又耗时。但是，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办法，我才得以及早发现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及时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到元旦前，6位译者都陆续交来了第一份译稿。审校下来，所有6份译稿竟然没有一份合格！有的译稿几乎每一句都有问题，等于让我重译了一遍。有3份译稿的错误率超过了我规定的合格标准3倍以上，被我退回要求重译。此外每份译稿中都有大量属于“达”、“雅”范畴的文法修辞性问题，尚未按错误计算。1月12日，我给每位译者发了一份长达六千字的《第二次情况通报》，从4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要求。但主要是做参译者的思想工作。

    在《通报》中，我首先检讨了自己工作的不到位，我说：

    我所提出的合格标准其实还只是作为本书的参译者所应达到的最低要求。但是，如果所有译稿都没有达到这最低标准，那就说明这主要不是译者的水平问题了，而是我们之间的沟通不到位，导致大家对本项翻译工程的认识还有差距。

    《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从一开始启动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例如《文汇读书周报》报道说：“享誉世界的权威性世界通史系列专著中文版的翻译工程，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盛举”；“该项工作需要集中、联合全国最优秀的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专家来共同完成”。《光明日报》报道说：“这两部享誉国际的世界史巨著的翻译工程启动，标志着我国‘剑桥史书系列’引进和出版工作的全面推进”；“由于此项翻译工程意义重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分管科研的副院长武寅亲自挂帅指导和协调相关工作”。

    与翻译工程有关的各方领导对此更是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孟昭宇社长说：“此项翻译工程是一项伟大的传世工程，对参与其中的我国史学界专家和翻译人员而言，不仅仅是艰巨的任务，更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项殊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翻译工程总主编武寅说：“原著是‘力作’，翻译成中文就力争要出‘精品’”；“我们一定要完成一个能一版再版，代代流传的译本”。

    武寅总主编和孟昭宇社长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对参与本工程的所有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质量要求。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此，所有参译者都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此项工程，确保实现总主编提出的“力争出‘精品’”的质量目标。

    我们都知道，在各高校中，对翻译著作从来不给予科研立项上的支持，申报职称时，也很少把译著作为科研成果来对待。因此，不少人在接受这项任务时表现得并不很热心，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是很充分。现在，我们这项翻译工程已经先后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科研立项和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译著而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种情况是极罕见的，可见学术界和有关各方对这项工程的关心和支持，也极大提升了这项工作在学术界的地位。因此，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大科研任务，以积极的姿态和高度的责任心投入进去，配合出版社圆满完成这项“伟大的传世工程”，也为自己今后在学术上的进步打下丰厚、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我们这个团队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目前所缺少的就是对这项翻译工程的意义和要求的深刻认识。这应该说是我的责任，事先没有对各位讲得很清楚。只要大家真正拿出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来，我相信，我们这册书的翻译质量还是可以有保证的。

    在《通报》中我还坦率地对大家说了：

    有的译者可能会以为出版社给我的稿酬一定很高，否则怎么会愿意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大家修改译稿？其实不然。从合同里大家可以看到，出版社给出的稿酬不过百元出头，各位的翻译费占3/4，我的审校费占1/4。如果我只把译文通看一遍，而不是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审校，那么这酬金当然是拿得相当轻松的。但结果又将如何？如果不这样严格把关，我们的译稿能通得过出版社的审查吗？我想，各位在拿到我发回的修改稿以后，心里都是明白的。

    上述稿酬对于翻译一部如此艰深的学术专著来说确实相当低。在市场上，一般的翻译社根本就不愿意揽接这类学术著作；即使愿接，开价至少在每千字200元以上。但那纯粹是商业行为，谈不上学术成果的积累。而我们毕竟是高校教师，特别是对于中青年教师来说，从长远看，学术成果的积累比一时多拿几千元钱远远重要得多，这笔账我想大家应该是能算得清楚的。我已经退休了，职称晋升之类已经完全与我无关。凭我的资历和两门外语的水平，完全可以随便同哪个翻译社合作，从他们那里接活，收入肯定比搞这项翻译工程要高得多。但我宁可做这“赔本的买卖”。我想说，既然我们选择了做学问这条路，那还是应该多从如何更有利于自己今后的发展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最后，我在通报中再次强调：

    请大家在翻译中务必做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具体说，一是要仔细研读原文，二是要反复推敲译文，三是遇到专业性问题拿不准的，要多上网查一查，尽可能自己解决，不要都推给我。只要做到这三条，就一定可以拿出较高质量的译稿。现在网上的资料非常丰富，在YAHOO或GOOGLE输入英文关键词，在国外的网站上大多可以直接找到答案或有关的背景资料，可以解决大部分疑难问题。当然，这肯定会多花费时间，有时一个问题要用上一二个小时。但要准确理解和翻译，这一步是必须走的。何况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丰富自己知识的过程。

    除了在通报中做大面上的思想工作和提出严格要求之外，在与各人的通信中，我针对不同情况，或者给予严肃的批评，或者给予充分的鼓励，或者给予必要的翻译技术上的指导。例如，在给一位译者的信里我写道：

    “你已经完成了20%的译稿，这很好。初稿完成后，一般来说至少要对照原文一字一句地仔细校一遍，肯定会发现许多疏漏和错误之处，或者初译时理解不到位的地方。每次校稿花费的时间应不少于译初稿的三分之一，否则难以保证校稿质量。一校完成后，撇开原著，把译文再仔细地通读一遍，使文气上下贯通，同时作文字上的润色和标点符号上的修改。遇到文气不畅的情况，一定要再核对原文，往往又能发现个别译文不妥甚至错误的地方。第三次校读，是在全章或全书译完之后，方式同二校。经过这样三次认真细致的校稿，译文才算基本上完成。你们的译稿错误多，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二校太粗糙，很像是走过场。所以，除了在翻译时要认真细致外，对校稿也一定要重视。”

    在另一封信里我写道：

    “很高兴你能对译稿出现的问题做这样认真的反思。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暂时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知难而进，不断进取，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单论英语水平，我不一定比你们高，尤其在听、说方面，简直就是聋子和哑巴。但我也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一是相关的专业知识可能比你们丰厚些。二是中文底子比较扎实，这是搞好笔译的关键之一，但现在许多年轻人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只要外语好就够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误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是在用心做这项工作，我不能让今人和后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以你们目前的英语基础和水平，离做好这项工作其实并非遥不可及，关键是要用心，要细心、细心、再细心！在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学习，是提高翻译能力和翻译水平最快的一条捷径。我也愿意尽我所能，为你们创造和提供这样的环境。只要你们肯用心学，用心模仿，我相信，我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未来毕竟是你们的；甘当人梯，也毕竟是一个教师应有的境界。”

    像这样的回信，有不少都在二三千字以上，确实费了不少工夫，出版社也肯定不会给我开支稿酬。但我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第一，是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第二，为培养年青人再做点贡献。

    现在看来，我的工夫没有白费。Z.C.博士在信里写道：“从您的修改意见中，我再次深深感受到您严谨而负责的治学态度，还有甘愿扶助年轻人的无私精神。我很庆幸遇到您这样一位好老师，很幸运能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如您不弃，我希望继续接受您的教导，我也尽最大努力做好这项翻译工作。衷心感谢先生。”W.R.博士在信里写道：“汪教授，谢谢您的鼓励和细心的校对。我将原译稿和您的审稿对照看完了，您指出的错误我都接受。”“在国外时间长了，中文的退步很大，看了您的修改才觉得。有时候真有‘邯郸学步’的感觉。”我的研究生L.K.写道：“汪老师：看到您的信，再看看您对我翻译的修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好像又回到我写论文的那时候。自从工作以后，由于工作内容越来越熟练，长期重复性的工作使自己渐渐像温水里的青蛙，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低，看到您对我翻译的批改，我好像一下子惊醒过来。”

    看了这些回信，我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名教师，这就是从学生那里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两位专家教授的回信相对来说就比较矜持，言简意赅。一位说：“汪兄：您好！审查意见收到，完全接受。确实有许多地方错了。慢慢地改吧。”另一位则说：“收到回稿，吓了我一跳。老夫子果然要求很高。太高。”“修改果然是有水平的。有一点尤其有印象，就是三种沙漠的分类。再看我的原文，就是磕磕绊绊把英文翻成了中文，也没有讲清楚。”我回信说：“我们的风格可能不同，你们是粗放高效，我是精耕细作。但你们既然上了我这条贼船，就得按我的游戏规则办。”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前期严格细致的审校基础之上的。这些专家教授和博士，一般心气都很高，如果你不拿出点儿真格的来，是很难让他们心服口服的。

    令人欣慰的是，在后来交来的第二批三篇译稿中，已经有两份取得了明显进步，基本上达到了我所提出的最低合格标准。W.R.博士翻译的第四章，尤其是第一节，纯粹是语言学方面的，很抽象，非常难译，她能译得这么好，说明她付出了巨大努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把她的译稿转发给了所有译者，供大家观摩学习。

    总之，经过这半年来的工作，我有这样几点体会：

    一、译稿的质量是否有保证，关键在各卷的主译。下面的译者粗心大意或者水平不够高，还有主译把关。如果主译把关不严，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二、一定要以极端认真的态度对待这项翻译工程。我们所找的译者可以说都是具备了相当的外语和相关专业水平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态度决定一切。高水平的译者如果不认真，他的翻译质量有可能还不如水平相对较低的译者。所以我在与翻译组的人的通信里一再强调：要细心、细心、再细心，认真、认真、再认真！ 

    三、一定要有高度的团队意识。我也对翻译组的人反复强调，我之所以要求你们必须按时完成全部译稿，因为剩下的时间里我还有大量的后期工作要做，这些工作都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只要一个人拖了后腿，下一步工作就无法进行。我们这一册不能按时完成，就会拖整个翻译工程的后腿。所以，你能否按时完成，这绝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的翻译工程是一个整体，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团队意识。

    四、通过这项工程，我们不仅要译好两套书，而且要带出一批人。我这一册有4位年轻人，其他各册大概也至少有一二个比我们年轻的人，加在一起就有好几十人，是一支很可观的力量。作为主译，同时作为教师，把他们带好，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参与翻译工作这半年来，感慨颇多。翻译不易，出精品更难。要真正做到“信、达、雅”，除了需要凭借多年修炼才得以成就的外语和中文功夫之外，还需要耐得住性子，守得住寂寞。一句之解，甚至一词之酌，有时要花费大半天时间。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的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后者当然是少数，也为学界所不齿。前者既然是普遍现象，那就很难指责或归咎于某一个人。首先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环境。但是，我们至少在近期内无法指望看到这一天。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料。我们每个人只能从自己做起，凭自己的良心，尽各自所能，把分内的事情做好，以不辜负社会对我们的期望，同时也为推动社会风气的转变尽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