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出版

    2011年3月3日，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大幕正式拉开。中国经济强国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应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也逐渐明确；我国在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后，文化大国成为下一目标。文化竞争力，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出版，历来为文化事业的根基，其他一切文化娱乐形式的底本。十二五开局之年，出版界的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出版业界深层话题，就全民阅读、创新出版、“走出去”、话语权提升、扶持纸质书业等关键问题建言献策，。

    “全国读书节”、创新性出版物生产、修订《著作权法》——

    聂震宁：五项提案切中业界症结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全民阅读活动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的关心和支持，才可能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据有关媒体调查，只有5.6%的国民知道身边有阅读活动或阅读节，同时，我国国民对当地举办阅读活动的呼声较高，65.5%的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可见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在全国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为此，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提议，由国务院决定设立“全国读书节”。从目前全国400多个城市开展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来看，设立全国读书节的基础已经具备。他建议“全国读书节”定为每年的9月28日。9月28日是中华民族文化巨人孔子的诞辰日。把孔子诞辰日确定为“全国读书节”，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又有利于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每年9月正处于我国大中小学生新学年的开始，距离教师节不远，适于开展广泛深入的读书活动。在谈到具体如何实施时，聂震宁认为，由中宣部、中央精神文明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牵头，成立全国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读书节”期间向全民公布各类推荐书目，并在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鼓励阅读、帮助阅读、指导阅读的活动，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全民阅读的热潮，同时，由国家汉语教学与推广办公室牵头，组织全球各地孔子学院在每年9月28日举行活动，纪念孔子诞辰并开展读书活动。此外，可出台相关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支持文化消费的优惠政策，进一步推动基层图书馆、农家书屋的建设，鼓励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聂震宁还提出，文化建设历来有两大任务，一是积累，二是创新。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需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需要加以科学引导。因此，他建议，“建立健全有利于创新性出版物生产的管理体制机制。政府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创新有利于创新性出版物生产的体制机制，从出版资源配置、出版基金支持、出版物评奖、出版机构评价等方面给予创新性出版物更多支持。”同时，他还提议，建立健全有利于创新性出版物生产的生产经营机制、有利于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出版物社会批评机制。推动和引导创新性出版物生产，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推动出版界和社会各界开展好出版物评论。现在的书评有的一味评功摆好，有的完全是商品宣传，甚至被金钱和利益“绑架”，很不正常，非常有害。

    聂震宁还提交了《关于尽快将修订〈著作权法〉列入全国人大立法工作计划的建议》和《关于尽快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纂出版立项的建议》。他注意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著作权立法进程都在加快并持续进行。日本自著作权法制定以后，已经修订过35次，韩国和台湾已经修订过17次，新加坡已经修订过7次，马来西亚已经修订过6次，印度也已经修订过5次，而我国的著作权法自制定之日起至今，只完成两次小的修订，《著作权法》全面修订工作亟需启动。编纂百科全书是世界各种文明形态以及世界各国全面梳理传统文明及文化、准确诠释文明及文化内涵、权威解读民族文化思想观念、持续把握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使用高科技手段推出网络百科，是新世纪以来的重要趋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出版应包括图书、百科数据库和网络版三种形态的出版物，他建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出版由国务院安排立项。

    成立中国文化海外发展总公司、金融助力、长效考核——

    王亚非：“走出去”要有国家战略

    本报记者  陈香

    在大风大浪的外贸战场稳扎稳打二三十年，掌舵安徽出版集团后，王亚非给安徽出版带来了全新的企业运作思维，资本运作，业态创新，多元发展，一系列运营组合拳将安徽出版推向了出版业界的一线位置。３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来到安徽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时，更是点名肯定安徽出版集团近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认为“安徽出版集团工作做得很好，在全国保持领先”。

    数年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的多项议案，都在为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呼吁更好的发展环境，争取更有力度的政策支持，此次也不例外。

    他携来的议案之一，就是希望国家对文化产业给以的鼓励、支持政策有延续性。比如，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企业给以的减免税政策，到2013年，这一茬就要过去了，“有很多出版单位刚转企改制，刚改制就没有政策，吃不消”。对此，王亚非深有体会。安徽出版集团改制之初，承担了很大的改制成本，就是靠减免税政策支撑改革和改制。同时，国家对出版业的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比如兼并收购重组，国家出版基金，“走出去”工程，等等，还都需要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出版业是人力资本绝对占优的行业，包括现在鼓励文化产业的股权激励、股权投资，也应该长期坚持下去。

    2004年，安徽出版集团率先在海外开办第一家印刷企业，在俄罗斯投资建设新时代印刷公司；接下来，安徽出版还将在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波兰、中东等地投资建立文化产业实体，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进去”、“扎进去”、“融进去”。王亚非的体会是，对于文化这种特殊的产品而言，要真正走出去，扎下根，必须有团队建制，有海外产业基地，必须有重大的海外投资，要避开单家的国有企业单打独斗——因为形不成气候，一言以蔽之，“文化产业走出去要有国家战略”。

    王亚非提出，可以考虑成立中国文化海外发展总公司。“由国家直接投资，或国家投入引导资金，各文化产业集团入股，搭建中国文化整体输出、整体投资、整体运作的平台。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中长期海外投资债券进行融资，积极参股各产业集团海外投资项目、参股国外大型传媒集团，运作海外投资基金，并谋划海外上市。”

    同时，他建议，可以考虑设立国家级文化“走出去”发展基金。由中国文化海外发展总公司作为主发起人，通过拿出政府资源进行招标、发行文化彩票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为文化“走出去”重点企业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支持，对重大“走出去”项目予以资金补助。比照国家进出口银行，建立国家文化产业银行，由国家作为主发起人，吸收企业入股，也可扶持文化“走出去”。

    由国家或国内大型文化传媒集团牵头在海外建立文化产业基地，则可充分发挥其集聚效应和产业孵化功能。王亚非同时建议，国家对海外并购项目的资助额可占投资额的50%以上。

    在王亚非看来，因为有通用性和共用性，海外对工业化的产品、技术性的功能，了解比较容易，但是，文化是差异性的，更有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不同，所以，文化更难像纯商品一样经营，要有更多的潜移默化的时间和力量。因而，他建议，对文化“走出去”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有目的、有重点地提供资助，对文化产品的出口补贴额度要等于或高于对机电产品的补贴，继续给予文化“走出去”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考核机制不能急功近利，对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开办实体等海外投资业务，应该建立长效考核机制，改变企业因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而不愿大胆投资海外的状况。

    心忧传统出版走向问题——

    赵昌平：莫让古籍整理成“绝学”

    本报记者  陈香

    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座教授，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一只脚在出版，一只脚在学界。多年来，绝大多数高校普遍不把古籍整理纳入到评估体系中，学者们普遍热衷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愿意搞古籍整理的人越来越少，古籍整理的力量越来越不行，“快成为一门绝学了”。他呼吁，要把古籍出版纳入高校科研评估体系。

    事实上，古籍整理是古代文化研究的基础，资料目录的编制，对古籍原典的校、注、勘、释，需要相当强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学养，国学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古籍整理的高手。一般的人写写论文可以，但搞不了古籍整理。“不把古籍整理纳入到评估体系当中，本身是不合理的，各学科的底子被掏空了。”

    同时，古籍整理对于当下的重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李长春同志在此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到，要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清理我们民族的理论体系，古籍整理是最基本的工作。现在，国家把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发展提升到文化战略的层面，投入也不少。但是，“没有很好的一支队伍去进行”。赵昌平告诉记者，现在收到的稿子，跟过去是不能比的；尤其是年轻一代，40岁以下的搞古籍整理是凤毛麟角。

    “古籍整理是传统文献学的学问，不是资料工作，可以根据难易程度，根据学术著作进行对照，划出几个等级和标准出来。”赵昌平建议。

    古籍出版项目，带有一定的事业性质，在出版业界整体转企改制的背景下，相对来说，承担了比较大的经营风险。“国家也知道这个情况，从政策上来说，对古籍整理是倾斜的，进行资金补贴。”尽管如此，身在古籍出版，会比较清苦些。但这些不是问题。对于一位献身文化的出版人来说，能够出版体现专业特色、发扬传统、真正有文化含量和学术质量的图书，就是人生至乐。但是有些问题，已经显现出来。

    “前年评百佳出版单位，把我们拉下来了，说我们经济规模不够。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这么多的大型工程，做了这么多重要的图书，却评不上百佳。其中有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外地的古籍出版社是有教材的，而上海、北京的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很小，教育出版社的规模都小于外地出版社，我们不可能再从它那里分得东西来。实际上，我们在专业书上的成绩是远远超过一些入选单位的。”据赵昌平的了解，行业管理的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对上海古籍出版社来说，不管获奖不获奖，“我们还是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做的是名山事业，水滴石穿的工程，不是一阵风吹的”。“我们在学术界的声望是不会动摇的，除非我们自己毁了自己。我们不去做学术，我们这个出版社就名存实亡了。”

    尽管如此，赵昌平的建议还是，如果确实要评奖，评图书就好，不要轻易去评出版社，因为出版社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如果一定要评，专业的出版社划出专业的标准来评选，比如古籍社用古籍行当的标准，而不能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从事出版多年，赵昌平手把手地带出一批出版人才，上海出版界风趣地把上海古籍社比作“黄埔军校”。近来，这位老出版人常常在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传统出版的走向问题，它的前途会怎么样，它与电子出版的关系如何；另外，出版走向市场，企业化之后的正面与负面的效应，而有些是会动摇出版业的根基的。“我只能在社里力所能及地提醒这些问题。”赵昌平说。

    应对翻译市场实行准入制度——

    黄友义：呼吁为翻译立法

    本报记者  吕慎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在中国翻译界享有声望，他是国际翻译家联盟（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中国翻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本次两会上，黄友义委员的提案是呼吁尽快为翻译立法。他介绍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翻译市场也日益增长，但同时市场缺乏足够的规范。目前，全国具有翻译业务的各种公司有1万多家，但是有些公司并不具备翻译资质，这样影响了具有资质的公司开展业务，甚至在翻译公司和客户之间产生纠纷。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黄友义曾经提出过，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对翻译市场实行准入制度。而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任何市场准入规定都必须具备法律依据，因此，要保证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有一部中国自己的翻译法律。

    黄友义委员的这一提案，是建立在中国翻译协会对国内外翻译市场和翻译立法的调研基础上。据介绍，这是第一次在政协会上提出翻译立法建议，但是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许多委员的热情支持。有好几位委员说，翻译立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十分有必要。

    翻译立法不仅可以规范翻译市场，对提升我国翻译质量也将起到极大作用。中国现在很多窗口单位、公共场所存在大量不规范、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翻译，有的甚至让人啼笑皆非，翻译人员缺乏资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黄友义委员说，在发达国家，翻译工作相当规范，翻译资质、等级都有详细的规定，而我国虽然也有翻译资质的认证，但是普及程度还很低。因此迫切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将翻译人员、翻译行为规范起来。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我国甚至出现了“人人都是翻译”的现象，而这样势必造成很多传播错误，如果不加以管理，错误可能被网络放大，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建立一支庞大的、高水平的翻译队伍十分必要。

    长期从事对外出版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黄友义委员对我国文化如何更好更快地“走出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外宣，特别是通过新闻出版实现的外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外国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中国的信息。要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大功夫：一个是硬件建设，一个是软件建设。增强我国对外传播出版能力，国内新闻出版机构到国外建立分支机构或者合资机构，实现中国外宣的本土化，这方面进步迅速。但是，相对这种硬件建设，软件建设需要更加努力，包括对外国受众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的深刻了解，对国际话语体系的掌握和使用，也就是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建设。

    关键在于贡献优秀读物——

    张胜友：如何做强出版业

    本报记者  舒晋瑜

    2010年，全国的出版社已如期全部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出版业改革最关键的一步走出去了，下一步是如何做强做大出版业。

    关于做大，大家的共识可能比较一致：资源重组，优化组合，成立出版集团，把出版利润尽量做大。“关键是如何做强？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做成出版旗舰。出版是内容载体，跟一般的物质生产部门不同，出版首先承载着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在中国大变革时代，如何书写、记录中国波澜壮阔的变革历史，弘扬和提升民族精神，出版同行应责无旁贷。对于这一点，出版界强调不够、认识不足。”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张胜友说。

    如何才能做强？张胜友认为，做强首先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何让世界尊重我们，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除了把出版码洋做上去之外，出版界还应该反思：给社会贡献了多少优秀读物？为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留下了多少引以为自豪的出版成果？

    目前的出版市场，仍存在无序竞争的现象。这是出版改革、发展过程中在所难免的，只能希望无序、纷乱的过程尽量缩短，尽快加以规范。张胜友建议，新闻出版总署应该强化评价机制，媒体的评选也应侧重于真正的优秀出版读物，而不仅仅停留在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单。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此，还应设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和奖励机制。作为出版人，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最终立足于市场、得到公众好评的，必然是优秀的出版产品。

    “所谓市场竞争，是出版实力的竞争、品牌的竞争、运作机制的竞争、经营规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推出优秀产品，为民族、为国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优秀出版物。这一点尤为重要。”张胜友说，出版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图书市场竞争，除了争取高产值、高利润外，还要有产品质量，这就需要做出品牌，发挥品牌效应。出版业完全推向市场后，慢慢会变成专业出版，小的出版社会逐渐被淘汰，出版业将走向出版旗舰的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实力和品牌的统一。纵观世界上的大型知名出版集团，都是通过这两方面立足于社会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艰辛而辉煌的30年，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出口贸易大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教育、医疗、住房、腐败、贫富差异、社会公平等问题。张胜友说：“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的出版界能否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恐怕是我们出版改革中应该警醒的议题。”

    扶持传统书店及纸质书业刻不容缓——

    张抗抗：把书店留住！

    本报记者  舒晋瑜

    近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传统图书行业已经由以前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模式，全面转企改制，初步转化为产业化经营。但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非市场化的经营理念、网络书店和屏幕阅读等信息时代数字化特点的冲击，使得刚刚转型的传统出版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困难和挑战。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书业，是文化繁荣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亟须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政策扶持。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的提案对于传统书店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她说，去年以来，书业转企改制，市场和渠道的作用开始凸显，企业面向市场进行生产，寻求利润的最大化。现阶段书店高成本低利润，导致经营困难，大量书店生存前景堪忧，各地城市化对书店网点建设不推反撤。据不完全调查和统计，快速发展中的城市建设规划，除了少量新华书店之外，普遍严重缺乏社区书店网点的整体布局和推动。与此同时，书店在网店销售和屏幕阅读的冲击下，转型艰难，传统书店难以转变服务模式，无法适应市场需要。

    张抗抗在提案中建议，“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并重视传统图书渠道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未来的城市化建设中，把书店的连锁化、网络化建设列入规划。建设文明城市，要考核书店的数量，书店的连锁化程度；考核城市中书报亭的建设和数量，每年度的报刊销售数量。”她建议，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牵头，出台对传统出版产业减免税赋的政策。目前我国图书产业的零售总码洋约为400亿元，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占比不足万分之一，完全可给予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的优惠。出版产业可分别对上游创作，中游发行，下游零售，均给予相关税赋政策倾斜。降低原创作者作品稿酬税率，减免全行业增值税，免除传统零售书店所得税。（法、德政府，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减低书店增值税，日本政府甚至立法规定图书批发折扣。）她还建议，鼓励在大城市建设连锁书店，便于书店上门服务普通读者；在二三线城市建设有一定规模的书城、文化城，便于品种规模销售的集散；在农村或欠发达地区鼓励“农家书屋”和新华连锁书店并行建设和管理，鼓励作者积极开发原创作品，进一步降低图书、影视、网络等跨媒体内容创作收入的税率，制定奖励标准，鼓励出版机构和作者积极向国外输出原创内容作品，鼓励跨境传播。对民营书店努力给予平等待遇，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市场责任和义务。最后，她提出，应通过行业协会对书业进行规范，规范产品的零售、批发折扣，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规范和处理产业中的各种问题。并通过市场和法律手段，规范书业的发展和经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