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钦斯基本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他能多活九个月的话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告诉2月8日出版的挪威《日报》，波兰记者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如果不是因心脏病发作，而在2007年1月23日去世的话，他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恩隆德表示，他这样说不是瞎猜，而是言之有据，因为他当时就在评奖委员会。

    外界一直盛传，卡普钦斯基死前距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现在恩隆德确认了这些传言。如果卡普钦斯基没有病逝，那么2007年的诺贝尔奖很可能不会授予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卡普钦斯基成为波兰通讯社（PAP）驻非洲的唯一记者，在频发的政变、革命和屠杀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迅速成长为政治报告文学的大师，代表作品包括关于海尔·塞拉西的《皇帝》、关于巴列维的《伊朗王中王》、关于安哥拉内战的《生命中的另一天》，以及关于苏联之衰落的《帝国》等。

    卡普钦斯基生前已因虚构式报道和负有间谍使命而受到质疑。2010年，波兰最大日报《选举报》的记者阿图尔·多莫斯瓦夫斯基（Artur Domoslawski）出版了长达600页的传记《非虚构的卡普钦斯基》（Kapuscinski non-fiction），书中罗列多种证据，指称卡普钦斯基在报道、特别是成书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刻意虚构，同时根据波兰国民记忆协会对人民共和国时代秘密档案的考察，证明卡普钦斯基长期以驻外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为苏联和波兰情报机关效力。

    恩常秘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排斥非小说，不以虚构类作品获奖的作家并不鲜见，如1953年得主温斯顿·丘吉尔和1902年得主特奥多尔·蒙森。他对《日报》说，小说和非小说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卡普钦斯基是个不做采访笔记的记者，而是靠记忆写作，这与小说写作的方法并无不同。

    多莫斯瓦夫斯基认为，文学观念有时征服了卡普钦斯基。“举个例子，（卡普钦斯基）有段文字，写乌干达维多利亚湖中的鱼，因为享用被伊迪·阿明杀掉的人，都长的更加肥大了。”他去年对《卫报》说，“这是个生动而可怕的隐喻。而事实上，鱼变得肥大，是因为吃了来自尼罗河的小鱼。”

    多莫斯瓦夫斯基认为，卡普钦斯基有志进行新闻文体“实验”。“他不知道自己逾越了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他说，“我仍然认为他的书精彩而珍贵。可说到底，它们应被归入小说。”多先生另举一例，指卡普钦斯基曾经栩栩如生地报道了1968年墨西哥发生的一次大屠杀，可尽管他坚称“我在那儿”，而且他当时也确曾在拉美出差，可事实是，他并未目睹事件的发生。

    卡普钦斯基做记者时，随身带两本笔记，一本平铺直叙，按消息写，随即以电讯发回国内；另一本则记所思所感，夹叙夹议，用作将来写书的素材。

    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书、自传性长篇随笔《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200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了乌兰的中译本。书中记录了1957年，他在波兰《青年旗帜报》工作期间，曾借交换采访之机来华，却毫无工作机会。他对“百花齐放”时代中国的观察，虽肤浅和流于表面，却仍可令人掩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