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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下旬至9月初，我携妻儿上京看望敏泽先生，全家在其府上小住十余日。一次谈到景麟公的《剑南忆旧：汤炳正自述》，敏泽先生说：“汤先生道德学问，向为我所重。故往年主编‘学海钩沉丛书’时，很自然地想到他。”又说：“汤先生的孙子写了本《汤炳正评传》，文字功夫很是不错，有他爷爷之风。……我本来想给他写个序，后来因书出得急，故没有来得及写。你看过吗？”不想过了七年多后，序波兄以是书的增订稿见示，且不顾余之渺渺，再三嘱为之序。
披览之余，感慨万千。汤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仁者襟怀，大家风范，令人神往。当年负笈于蓉而谒先生时之情景，与后来还桂后先生在书信和电话中之谆谆教诲与鼓励，犹在昨也。先生去了，先生之教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先生去了，先生之道德文章垂范后昆。笔者在《汤炳正书信集序》中曾说：“居蓉的三年间，往渊研楼不知跑了多少遍。……我记住了先生教诲之精神实质：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关爱自己的学生与有为师之知识广度和学术深度；作为一名学者，应视学术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世风如何变，为文都绝不能暗袭他人之说与默杀他人之长而自说自话，要有问题意识，无新的见解或新材料，就不著书，亦不撰文。这些年，我一直如此坚守，一直如此努力。”在教育界过于急功近利与学术界充斥着自说自话的当下，重温先生的这一教诲，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其后，敏泽先生知道我对汤先生之崇敬，每涉及汤先生者，大多会告诉我。如1996年8月24日在给我信中说：“我这一段时间正忙于校《美学史》……这次改动中，特参照了他的《屈赋新探》，并特加说明。”
汤先生乃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极为得意之入室弟子，太炎先生曾许之曰“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其生前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为饮誉海内外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楚辞》学”大师。先生之著作如《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与《楚辞类稿》，其所论新见迭出，精义纷呈，或发前贤之所未发，或至时彦之所弗届，或甚具学术生长点，令海内外学人为之倾倒。除语言文字学与“《楚辞》学”之杰异外，其在旧体诗词、散文创作与书法方面，均不愧高手，各有其为行家称道的特色。如其长诗《彩云曲》、《故宫行》在20世纪30年代甫一问世，便蜚声海内，被誉“有元白遗风”；其晚年的《无名书屋话沧桑》等乃“别具光彩”之散文佳作；至于其书法，可谓“雅而逸”者也。
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又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传》）。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下）古今人情有不变者——同样的，吾人亦渴望有人能为先生撰写一部高水平之传。不过，要完成这一“大工程”，绝非易事。这不仅要对传主身世经历与相关的社会背景和自然（人文）景观有深切的了解，对其道德风范有深刻的体认，同时还必须真正的读懂传主高水平的论著及其创作的旧体诗词、散文与书法等等，特别是其如“天书”般难懂的声韵学之研究成果。
然而，令笔者十分吃惊的是：这一切，序波兄做到了，实实在在的做到了。在我们看来，是《传》毫无疑问地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上乘之作。下面，说四点以见其凡。
首先，作者“发现”了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关注的传主之“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其本身有着潜在的十分重要之学术价值。汤先生生前曾称赞序波兄说：“看来你是真正读懂了我的语言文字学……你不仅读懂了，而且有评价，有补充，甚至还有发挥。这就相当不容易了。”（初版《再记》）
其次，作者准确地评介了传主的“《楚辞》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这部分可视为传主论著的非常出色之导读。
其三，由于作者身份之“特殊”，加之其多年以来不断地苦苦寻找（如《转徙川黔两省》章之第一节的材料，就得自传主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学生以及学生之学生），故掌握了大量有关传主的第一手材料，保证了“传”本身的真实性。
其四，作者十分注意结合传主生活的自然（人文）景观与社会背景来写传主。就前者言，读其《故乡与门第》、《少年的生活与所受教育》两章，自然给读者以“地灵人杰”之感；就后者言，如其《“洗脑”运动与现代文学教学》、《在“十年浩劫”中》两章，由于作者“吃透”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故其所写传主当时的活动与心态如何，不仅使我们能很好地了解了传主此间的种种遭遇，更使我们明白了传主此间何以只能如此。
不言而喻，本书的增订本比之初版，自然增色不少，而汤先生生前见到的只是初版的定稿，已为之惊喜，其在读过大部分篇章后对作者说：“我过去认为你为我写传，只要不出差错就行了，现在看来我对你写的传记很满意，简直没有想到你能写得这么好！”（初版《再记》）呜呼！以如此出色之文字传此应传世之人之文，必也，其久远!
（本文是作者为新版《汤炳正传》所撰序言，发表时有删节。该书即将由华龄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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