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强：文化出版典范

    去岁九月赴台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期间应邀拜会了台湾三民书局董事长刘振强先生。虽是匆匆晤面，刘先生和三民书局近六十年的风雨创业路，以及他本人对优秀文化的热爱、坚守乃至其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出版事业的激情与执著，却无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自台北返沪后，每每念及，敬意盈于心间，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看来，刘先生近一个甲子的出版经历，代表了一代出版人的理想和风范，堪称当代中国难能可贵的文化出版典范。

    “如家庭般的融洽气氛”

    ——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

    六十一年前，十九岁的刘振强只身赴台。一九五三年，二十三岁的他从台北衡阳路一片售书小店——会同两位同道共创三民书局（三民，乃“三个小民”之意）——起步，正式进入图书业。在曲折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两位朋友先后撤出股份，唯有他本人矢志不渝，奋然前行。在他的主持下，历经五十八载的苦心经营，三民书局业已发展成出书逾九千种、员工达四百余人，在台北重庆南路和复兴北路拥有两座出版大楼并开办了两家子公司（东大出版公司、弘雅图书公司）的现代化大型出版企业，并以其琳琅满目的高品质出版物而蜚声士林，享誉华文世界。

    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敬意，三民书局也因此具有浓浓的中华文化特色。在三民书局，每一位新员工甫进公司，刘先生都会单独约见，向其概述三民的创业经历和文化追求，随即详细地询问其家庭状况。当然，也会直截了当地向新员工明示三民书局的“三项纪律”——不赌博、不贪污、不说谎。在公司内部，刘先生嘱属下称己“先生”，从不让职员称呼其“董事长”，他以为“董事长”头衔太商业、太严肃且开玩笑说“董事长有不懂事”之嫌，而“先生”则让人感觉相互如处于大家庭中，会心生温暖，彼此关系因之更融洽。三民书局为每位员工提供一日两餐，数十年来，刘先生与员工同桌共餐，无话不谈，以长者身份赢得下属爱戴。学者逯耀东、周玉山著文指出：“刘先生与三民、三民与刘先生已凝为一体，他的经营与领导方式，可说是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这种如家庭般的融洽气氛，是他开创精神的持续”。诚哉斯言。

    文化出版，毕生念兹在兹

    喜谈文化、钟情文化的刘先生，更是一个敏于行的实践家。三民书局有两项大工程最为世人瞩目，赢得文化界交口称赞：一为《大辞典》项目；一为“汉字字库”工程。《大辞典》的编纂，始于一九七一年，迄于一九八五年，前后历经十四载，聘请专家及参与的工作人员逾二百人，铸字六万余个，用铅超过七十吨，创造了当代出版史的奇迹。在内容方面，刘先生要求《大辞典》务必做到知识精准。为实现此目标，不仅购置了《四库全书》、《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以备查核，还与台湾各大图书馆协商，影印大量馆藏善本，作为《大辞典》引用之第一手资料。按刘先生的说法，以往辞典解释字条、词条，大量使用第二手资料，且很少注明出处，以讹传讹现象较为普遍，也不利于读者检索文献的原始出处。《大辞典》则尽最大可能提供第一手资料并注明资料原始来源，解决了以往辞书存在的弊端。字词的解释也请专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斟酌和重写（稿酬亦同时多次支付），务求精准。《大辞典》共收字15106个、词127430条，皇皇三巨册，内容涵盖古今，荟萃中西，是中国大陆以外编纂出版最详实、最权威的中文大型辞书之一。在图书印制工艺方面，三民更是花了大量精力与巨额资本，刘先生之文化出版追求在此过程中彰显无遗。当时，台湾出版业印书所用大都是日制铜模。在主持编纂《大辞典》的过程中，刘先生发现，日本铜版汉字仅一万余字，远远不能满足《大辞典》用字需求，即使是现有的日制汉字，结构也不够精美。于是他期望通过自制字模，摆脱依赖日方现状，丰富汉字字模，彰显汉字之美。为此他聘用大量美术人员，一字一字撰写，为求精美，许多字多次重写，直至满意为止。此后出版的三民版《大辞典》以佛典样式设计装帧，异常精美典雅。承印的日本印厂提出以优惠500万日元条件要求在书上印上日厂名称，刘先生想到此书印制过程中日商前倨后恭的表现，断然拒绝。据刘先生本人讲，为编《大辞典》花去了数亿元台币，按照当时市场价格，可以在重庆南路购买两幢大楼。但在他看来，一部《大辞典》虽耗费无数人力与资本，但却可以嘉惠学林，传之久远，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独有的贡献，这是多少幢大楼也换不来的。编撰出版《大辞典》不仅显示了刘先生“为求完美 不怕麻烦”的编辑精神（台湾学人黄俊郎语），更体现了他文化至上的出版追求。

    在出版业运用计算机排版系统后，因《大辞典》铸字模的经历，刘先生于一九八八年又开始了“汉字字库”数字化这一系统工程。刘先生认为，“汉字的最大特色，是一字一形，每个字虽由基本的部首偏旁组合，但同样的偏旁部首，组合之间，倚轻倚重，或大或小，就有不同的安排，不宜用电脑拼字一律订死”，而且，电脑拼字远远不能满足致力于学术出版的三民书局的实际需求（三民书局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着力甚多，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相关研究著作，常常会用到平时少用、电脑字库中不存在的异体字、古体字）。因此之故，三民依托当时《大辞典》铸字经验，每年延请近百名专业人员撰写能够体现“中国汉字美感”的字体。经过十五年的不懈努力，二〇〇三年，三民终于完成了由楷体、黑体、仿宋、长仿宋、明体、小篆六套字体组成的汉字字库。其中，以明体字最多，有七万余字。这些汉字同样是精益求精，凡是觉得架构不合理、视觉不美观的，均推倒重写，仅仅七万多字的明体就先后重写了十几遍。在撰写汉字的同时，三民又组织技术工程专家，开发了一套相应的计算机排版软件，将数十万字的汉字字库运用到三民书局的出版活动中。在研发“汉字字库”的十余年中，关心“造字”进展，成了他每日功课，以致“做梦都在想怎么写好字”。余英时先生对此项工程赞赏有加，他认为，这项庞大计划，真令人叹为观止。这一设计，为用无穷，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贡献。

    刘先生坦言，多少年来，虽梦里依稀念故乡（刘先生广东籍，长于上海），但却一次也没有回过内地，数十年间，心中所思所念唯有“出版”二字。三民书局成立之初，他即与几位股东约定“五不可”——不可向公司推荐私人，不可向公司借钱，不可要求公司作保，不可干涉公司业务，盈利转为资本，不可要求分配利润。近六十年过去了，三民书局已从一株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经营规模和利润回报亦非常可观，但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数十年来，他没有从公司拿过一分红利，所有应得均归为公司发展之资本。在用人方面，唯才是用，不用私人，所有进三民工作的员工都必须通过考试。他本人不烟、不酒，从来没有将公司的资源消耗在个人享受上。相反，对于工作上进、家境困难的员工多有扶助（如他曾赠送一套住房给一位多年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员工），许多人因此也心系三民，直至退休。这让我想起一则故事：20世纪50年代末，兰登书屋的年轻编辑罗伯特·卢米斯正为购买一套价值八千美元的公寓一筹莫展时，兰登书屋的两位创办人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弗得知情况后，毫不犹豫赠予他一张八千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二三十万美元）的支票。此后五十年，卢米斯一直效力于兰登书屋，成为美国当代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编辑，通过自身努力为兰登书屋增添了诸多辉煌。此种得人善举，我辈徒羡没得效法。刘先生待作者甚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给出一字一元的稿酬；许多作者，稿件未交，数万元的预付支票已经奉上，且从不催稿……三民书局的作者也遍布海内外，钱穆、李泽厚、余英时、韦政通、成中英、汪荣祖、葛兆光……在刘先生看来，出版是一项可以终身奉献的事业，它联通古今，会通中外，对于人类知识积累和学术传承肩负极其重要的责任，能为这样的文化工作牺牲一己之利，于个体而言，不仅没有损失，相反确是难得的机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他毕生念兹在兹，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他的追求赢得无数赞誉：台湾学者王洪钧说：“我个人所知有限，但就接触所及，对前后两位出版家，便怀着极大敬意。一为以故我国出版业巨擘王云五先生，一为三民书局创办人，现任董事长刘振强先生。”台湾学者郑贞铭也说：“在出版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云五老师与刘先生，我认为他们为出版界所做的努力与吹起的知识号角，正是台湾社会欣欣向荣的知识动力。”内地著名出版家董秀玉先生认为：“在台湾众多我所尊敬的同行中，刘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书，他的事业发展，就是出版人的追求和理念的写照”。

    “出版理想”与制度之叹

    刘振强先生已经年届八秩，还在执著于自己的出版理想，着实令人羡慕。这不仅令我想起前不久驾鹤西归的范用先生来。范先生是一位思想深邃、用情很深的出版家，爱书、读书、编书的生活贯穿其一生。与刘先生不同的是，范先生六十余岁即退休家居了。虽然没有告别一生挚爱的出版业，也从事些相关的“顾问式”工作，但毕竟不在其位，与出版第一线渐行渐远。范先生仙逝后，坊间纪念文章连篇累牍，使我们对范先生的志业与人生追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但鲜有文章提及，对于一位人脉广泛、经验丰富的出版家而言，尚能服务于心爱出版业的时候却不得不远离出版一线，其内心的苦涩将是如何？有其志（智）而不能抒，不能毕生服务于斯，就出版业的发展和范先生个人而言，都算是莫大的损失吧？范先生退休后的晚年生活，据我们了解，知道他过得有点抑郁，也许不能继续发挥出版才华是其中原因之一吧。由此我又想到欧美众多出版人和著名编辑，如加斯东·伽利玛、阿尔班·米歇尔、翁德尔泽等人，无不是在其岗位上工作至暮年甚而终命。他们以其个人才华，使自己的出版社延续了辉煌，也为本国的出版业增添了更多的光辉。

    优秀的出版人可以终其一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好像是一种世界通例。读阿尔·西尔弗曼《黄金时代：美国书业风云录》，此类声迹，载有多是。对比范用、刘振强两位先生的出版经历，在赞叹刘先生以八秩之身依然领导三民慨然前行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制度设计如何能使优秀的出版人能为出版事业贡献更多的聪明才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