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心理学研究克了许多新杈,其中一个小杈是愚蠢学研究。我听到这个资讯欣欣然,想像这个学术机构挂着一个闪光的铜牌:愚蠢学研究中心。而他们的名片上印着:愚蠢学博士、愚蠢学协会理事与学科带头人。
我觉得早就应该开展愚蠢学研究,吾国大学也应该开设这样的课程。如果说哲学——有一度被称为聪明学——是研究人类怎样避免愚蠢的话,愚蠢学则在研究人类是怎样实施愚蠢的,包括愚蠢的种类、方式与心路历程。
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成是愚蠢史,委婉一些说,是智慧消解愚蠢的历史。有一些愚蠢不能算是本真的愚蠢,跟时代相关,跟蒙昧有关。这往往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比如,古代日本曾举办过放屁比赛,也可说放屁秀,谁的屁最长最响,将获得一份奖品,像正大综艺台上那些嘉宾一样。还有16世纪的土耳其,任何喝咖啡的人被发现后将会被处死。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上发表避雷针的论文后,欧洲的妇女时兴在帽子上装一个避雷针,拖着地线。4世纪北非的多纳特教派热衷于殉教,他们拦住陌生人,请他们杀死自己。如果陌生人拒绝,他们将被杀死。1867,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获利720万美元,每英亩合2美分。1911年,美国人利奇乘坐一只木桶,从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滑落下来,几乎摔碎了身上所有的骨头,但活了下来。次年,他去新西兰演讲,脚踩在香蕉皮上,摔伤致死。卡内基是美国钢铁大王,是当时最富有的人之一。晚年,他憎恨钱,一见到和听到钱就生气。一次,他在伦敦因为没带钱而无法购买车票,被从一辆电车上轰下去。18世纪的英国赌场雇有专人,他的职责是一有警察搜查就把骰子吞进肚里。
这些事也许不算太蠢,只是有些离奇。死在香蕉皮上的利奇更不能说蠢,他只是运气不好。研究愚蠢学的科学家们并不研究历史上的蠢事。这些蠢事随着历史的演进自然地消失了。愚蠢学的研究方向,是判断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为什么依然不能避免做蠢事的规律。事实上,做蠢事是人类的专利,动物几乎不做任何蠢事,它们还没有聪明到做蠢事的阶段,它们很少从事直接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
像散文有大文化散文一样,愚蠢也有大小之别。大愚蠢是时代的愚蠢,是千百万人同心协力做一件蠢事,如大炼钢铁,如水稻密植到可以躺上去睡觉,如修长城,如喝红茶菌,搞鸡血、凉水、甩手疗法。我在公园的灌木丛中看一帮人练沈昌功,录音机传出沈昌尖锐的如钉子划破玻璃的喊声:大肠!公园的练者附合:通!然后是小肠、结肠,练者喊“通”,包括前列腺、脑垂体。难道脑垂体还要通吗?这个“疗法”按身体解剖学的教程把各器官喊了一遍,练者跺脚、垂手,齐齐喊:通!于是就通了。虽然人体除了血管、气管、尿道与大便之外并不一定要通,但他们一律通之。此时有小孩路过,高喊:虫牙!练者也跟着喊:通!牙通了之后(中医曰散坚化结)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清楚。时代的愚蠢是大愚蠢,以悲剧的样式收场,它的成本是阻碍发展。小愚蠢则是个体的愚蠢。每个人都做过一些蠢事,做过一些让人脸红的、不堪回忆的、自己希望永远忘记而别人说起来津津乐道的事情,如一场喜剧。人做蠢事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吗?有。我以为至少有三条。一曰坚决。人做蠢事的坚决比做一件正确的事时要坚决得多。这时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自信。从表面上看,人做蠢事时的情态是庄重的,有领神示。正因为如此,当事情的结局显示之后,人们被这种反差逗得哈哈大笑。做蠢事的第二个特征曰心机。蠢事往往为聪明人专属。一个人聪明到离谱的程度,就不愿按老办法办事,要取别人得不到的利益。他们真的认为巧则夺天工,有志者事必成。他们笃信“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一遇机会,就办蠢事。所谓离谱的“谱”是什么呢?是客观事实,是科学。我以为有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并不真正地相信科学。他们脑子里的科学比例,与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吃啥补啥、窗台摆一镜子可以煞气——相比,顶多占五成。他们也相信地球是圆的,月光是对日光的反射,但遇到什么法轮功之类还是要信,对60年前的“花旗银行债券”也信。如果说占便宜是干蠢事的动机的话,迷信则是干蠢事的理论基础。愚蠢到来之际的第三项表现,曰狂妄。一个人干蠢事的时候无论坚决、庄重或是聪明过人,都离不开狂妄,或者说是综合了坚决、庄重与聪明的狂妄。过于狂妄的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但“第一”是什么?福事第一常常与祸事第一相联,而干蠢事的人都非常忙,没功夫厘清这些区别,于是一条道走到黑天了。
一个人在日记里,一个地区在方志里记录一下做过的蠢事很有好处。蠢事告诉我们,我们对自己的估价与实际能力相比,往往差得很多,否则为什么会办那么多蠢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宜改为“蠢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蠢事是最容易被忘记的,这是人类独特的心理机制之一,这也是愚蠢学科研人员研究的课题之一。孔子其实是愚蠢学最早的专家,他说一句话就奠定了大师的地位:知可及,愚不可及。人的聪明才智是有止境的,但办起蠢事来永无止境。愚蠢到底有多少种方式呢?这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数也数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