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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9日，起床时天还没亮，窗外星火点点，海面上有一层朦胧的雾气，雾气中城郭隐隐，像缥缈的海市。我草草洗漱完毕，听见隔壁房里弟弟微微的鼾声。我走进去，看见他睡得正香，灯开着，枕边有本读了一半的书。我替他关了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想了想他小时候的样子，转身出了家门。”
这是慕容雪村准备去传销团体卧底前走出家门的描写，此前，他写好了遗书，托朋友转交给这唯一的亲人——如果两个月后没有他消息的话。他的走，果断甚至决绝，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但他写得很节制。却因这节制，勾起人无限感伤和悲壮的情绪。
2002年，他着手写作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有人问他的弟弟：你哥现在干什么？弟弟回答：写黄色小说呢！
正是这部“黄色小说”，因点击量过百万，成为当年中文论坛里最火暴的作品，慕容雪村因此获中国新锐年度网络风云人物，一举成名。
那时，他是“神秘的网络青年”，不愿以真貌示人，不给照片，不讲真名。现在，他一次次勇敢地站在聚光灯下，出现在媒体与公众面前，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展示着“一剂苦药”，希望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
这便是他卧底23天写出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国和平出版社）。此前，《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头版推出删节版《中国，少了一味药》，首度刊载便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并将2010年“人民文学奖”中的“特别行动奖”颁给了慕容雪村。
这部“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作品比他之前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等几部网络小说要更有分量、更加引人关注。
“没有网络我可能会放弃写作的爱好……我将永远感谢网络，是它给我带来了成就。”9年前，慕容雪村在接受读书报记者专访时，如此慨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文引起注意后，武汉有一家图书策划公司找到他，出版了前期的所有文集，又有了此后的《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多数人死于贪婪》和《原谅我红尘颠倒》等作品。他在网络文学中的地位不断得以巩固，同时引起了传统出版的关注。然而今天，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网络写手慕容雪村彻底地与虚拟世界告别，以亲身体验写出了一部纪实文学。
在混进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的23天中，他觉得自己像进入了《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每件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
慕容雪村反复地思考，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他说，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空气之中，土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就会悄悄滋长。
他的勇气何来？为何将写作的触角由从容、闲适的成都生活，探到这一险象丛生的领域？是什么促使这位一向隐拟于网络的青年毫不掩饰地公开自己的报案材料，将一举端掉传销团伙的行为公之于众？
仅仅是好奇很难回答这一问题，说承担社会的责任，于他而言又显得过于严肃沉重。他不喜欢谈什么责任或者担当，虽然实际上他是那么做的。
读书报：写《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你，和写《中国，少了一味药》的你，有什么区别和变化？
慕容雪村：我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 、着装以及发型都变了。那时候我在企业做行政总监，整天西装革履，忙于纠正别人的风纪。写作改变了我的一生。回头去看，经历的一切真是不可设想。我不信宿命，可是到了某个路口，当你面临多种选择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宿命在牵引你的方向。
我今天的生活特别幸福，假使时光倒流，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选择现在的生活。
读书报：写《中国，少了一味药》时，对于要面对的危险，有过犹豫吗？
慕容雪村：刚开始进入传销是因为好奇，进去以后，更多的是正义感。我有过犹疑，可是我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为什么23天后离开，是因为接下来我的任务是要往里拉人。
读书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纪实题材？
慕容雪村：我希望在自己的记录里能看到“当代”，即使这部书没有文学价值，也还有资料价值。写实风格只是一条路，我不想放弃写小说。小说是隐藏的艺术，把要表达的意见藏起来。
读书报：你在传销团伙中最担心的是什么？
慕容雪村：我去卧底之前跟我广州的两个媒体的朋友打过招呼，就是万一我在里面，万一这个团伙被警察抓了，把我当成传销者，万一拘留的话就很麻烦，我特别担心被抓。其他的人身安全，或者被人认出来，这样的担心有一点点，但不是特别多。
读书报：很多作家为写作而体验生活，你的体验是用生命担保的。去卧底之前，你做了怎样的准备？
慕容雪村：我把手机和信用卡都给了弟弟，还写了一封遗书。还在网上搜了搜传销资料，了解传销团伙大概洗脑的一些东西。我还了解了我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接触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网络上搜了一下，但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搜到的都是各地打击传销的新闻，那些对我来说没什么作用。
读书报：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你走进传销团伙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慕容雪村：我这个人好奇心很重，有个姓庞的朋友见过传销，跟我说每天菜钱就是三毛五，我真的很好奇，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三毛五几乎什么都买不到。我特别想看看一个人一天三毛五吃到什么东西，主要是好奇心发作。当然也有一点点小小的原因，当时写了一个“骗子世家”觉得数据还不太够，传销也是中国当代很著名的骗局，就想进去看一看。
读书报：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作家，你怎样看待传销？
慕容雪村：中国新修订的刑法中多了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的非常长，说的也非常笼统。我认为“传销”这两个词本身就有问题，现在大多数传销团伙根本不销售任何东西，根本没有销怎么会是传销？在国外就叫金字塔诈骗。传销伤害的不仅仅是财产，还破坏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亲情。这么大的危害量刑只有五年，其实幕后那个人获利很大。所以从立法上应该重视起来。现在至少有一千万人做传销，而且这些人最终将双手空空，他们一无所得，血本无归。
读书报：回忆这段卧底经历，你会作何总结？
慕容雪村：用一个字来描述我的传销生活，那就是“饿”，不只是肠胃之饥，而是肉体与灵魂的双重饥饿，吃不饱固然难受，更煎熬的却是精神上的匮乏与空虚。
读书报：你最想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什么？
慕容雪村：因为缺少常识，所以愚蠢无处不在。愚蠢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制造愚蠢，是这世上最大的恶，胜似杀人放火。我有一个希望：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这本书不能帮助你脱离苦难，只能让你认识一部分苦难；不能帮你做梦，只能指出哪些是梦，而哪些是现实。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
慕容雪村：一无是处。见解、才华、语言、修养、胸怀都不够，只能写到这个层面。但是写完《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心情是最好的。过去写完有沮丧的情绪。现在看好像非虚构的题材更适合我，写起来很轻松。
读书报：接下来还会写非虚构的作品吗？
慕容雪村：我想去调查孤儿院。如果写这部作品，可能意味着我彻底与体制决裂。我还想调查民工的生活，也做了切实可行的计划，相关的路都铺好了。我最想写一部关于家族兴亡史的作品。
读书报：做这些调查和写作，会很辛苦，也很冒险。这么做是因为责任感吗？
慕容雪村：听到看到一些事情，我觉得愤怒。我有大把的时间去调查。除了我，没人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写作具有不可替代性。我极力回避道德责任感这样的说法。相对而言我更在乎朋友的评价。
读书报：写作题材的转变，从虚构到非虚构，说明什么问题？
慕容雪村：从小受僵化的教育影响，想象力不能达到更高。我们这一代的想象力被教育束缚住了。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我也许会做惯常的知识分子，希望搞文学创作。
读书报：我注意到你的创作其实很注重技巧，可能与你的阅读有关。
慕容雪村：我更注意讲故事，这方面是我的强项。我是反技巧派，很多畅销书作家都有套路，丹·布朗有，罗琳也有，这样的小说是类型小说。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真诚。
读书报：你喜欢中国的经典名著如《聊斋志异》和《三国演义》，也迷恋金庸的《天龙八部》，你觉得自己在传统文学中吸收了哪些营养？
慕容雪村：我的语言的形成受文言文影响很深。我的古文功底很深，可以写古诗词，读汉魏以后的著作不用看注释。我平时读的文学类书籍很少，很难说谁对我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欧美文学中，我喜欢看那种有意识地刻画人性或进行心理分析的作品，看起来很理性，也很清醒。比如《洛丽塔》、《红字》等等。平时的阅读中，我更喜欢历史类的、哲学类的著作，它们教我怎么思考，这比什么都重要。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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