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版本变化

    湖南岳阳人刘大杰曾任复旦大学教授29年，以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享誉文坛，也因此书授人以柄而毁誉参半。可以说，刘大杰用一生倾注在这本书上，反之，这本书也“羁绊”了他的一生。通过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版本探究或可从中窥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思想变化及修改原委，进而发现其在文学领域中何以至今仍流传甚广的真正价值。

    《中国文学发展史》自出版以来，共作了三次较大的修改，也就是说有三种不同的主要版本。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其次是1962年出版的，最后是1973年出版的。至于1973年文革期间修订本，因受当时政治的影响，内容形式上多有偏颇，这点作者在晚年也感到遗憾，在此且不讨论。现就将其他版本，主要是针对“目录”的先后变化，作一下比较说明，兼举一些章节片段加以补充，由此可知，这部《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作者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

    《中国文学发展史》最早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分上下二卷。上卷成书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成书于1943年，迟至1949年1月才出版。两卷书相隔8年。正如作者所说：“那六七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国难时期。”该书繁体竖排，32开，蓝色封面，黑隶书体书名，印数无标明。首页为“自序”，写于1940年9月。然后是目录，全书上起殷商，下迄清代，共分三十章，上卷15章，下卷15章。每一章下设有若干小节。如第十三章、初唐的诗坛。下有：一、宫体诗的余波，二、王绩与王梵志，三、上官仪与四杰，四、沈宋与文章四友，四个小节。每章的标题，基本以历史朝代或文学流潮来命名。作者在创作此书时，首先在“自序”中阐明“文学便是人类的灵魂，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文学史者的任务，就在叙述这种进化的过程与实质，形式的演变以及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感情”。同时，提醒自己，“便是文学史者最容易流於武断的印象的主观态度，随着自己的好恶，对於某种作品某派作家，时常发生不应有的偏袒或谴责，因此写出来的不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成为文学的评论了”。作者这些观点，受法国文学史家朗宋的《论文学史的方法》的影响极深，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予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的方法去创作。应该说，作者在书中，是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主观态度”， 将作家的身世、性格与社会背景相结合，着重阐发作家作品的个性。并将演讲式的才情语言，发挥到极致。对人物的评述，对作品的分析，做出了客观的真确的分析。所以有人评价为，它是最客观冷静，最富有个人特色的一部书；后来有人甚至说它是：唯心主义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1949年后，《中国文学发展史》改由古典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简称“建国版”。分上、中、下三卷，繁体竖排，大32开。有精装、平装两种版本。目前，精装本已属凤毛麟角了。三卷本发行时间各不相同，依次为：平装上卷1957年12月出版，印数37000册；中卷1958年1月出版，印数33000册；下卷1958年3月出版，印数30400册。精装印数14000册，封面皆为黄色。全书共分三十一章，比初版本增加了一章，每卷独自编码。首页为“新序”，落款为“1957年8月30日於病中”。然后为“原序”。“原序”略有删改。此次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作者在“新序”中解释说：“解放后，由於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和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史料，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这次印出来的，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动，体制内容，仍如旧书。”其实，统览全书，改动还是挺大的。不仅在文章架构上有所变动，文章内容也有较大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增补了不应忽略的“司马迁与史传文学”的重要章节,而且对一些章节的篇目，也作了重新的定义。现将变动较大的章目列出，便于考察作者更改的动机。

    如“第三章、诗的衰落与散文的勃兴”改为“社会的变革与散文的勃兴”，“第四章、南方的新兴文学”改为“屈原与楚辞”，“第九章、魏晋诗人”改为“从曹植到陶渊明”，“第十四章、浪漫诗的产生与全盛”改为“李白与盛唐诗人”，“第十五章、社会诗的兴衰与唯美诗的复活”改为“杜甫与中晚唐诗人”，“第十六章、晚唐五代的词”改为“词的兴起，温庭筠与李煜”，“第十八章、北宋的词”改为“苏轼与北宋词人”，“第十九章、南宋的词”改为“辛弃疾南宋词人”，“第二十三章、元代的杂剧”改为“关汉卿、王实甫与元代杂剧”，“第二十六章、明代的小说”改为“水浒传与明代的小说”，“第三十章、清代的小说”改为“儒林外史、红楼梦与清代的小说”等等。同时，对某些章目的文字，也作了一定的修改。从以上改动的情况看，基本舍弃了以历史朝代为命名的标题，而代之以突出人物为标题的命名。并且将“浪漫诗”与“唯美诗”的字眼删去，是否有他顾虑所在。当然，如此变动，篇目更醒目，题名更具体，寓意更明了了。

    至于小节部分，变动也较大，除了对小节题目有所更改外，如南北朝部分，将第一小节的“唯美文学的兴起”改为“形式主义文学的兴盛”，还增补了许多原有的缺憾。第一章增补了“附论一、古代的神话传说”、“附论二、古代的散文盘庚”二节。此二节，至1962年版编入了正式章节。第二章周诗发展的趋势，增补了“诗经的文学特色”。第四章增补了“屈原文学的思想与艺术”一节，第十三章初唐的诗坛，除改为“初唐的诗歌”外，“宫体诗的余波”一节也改为“齐梁余风”，其中还将第三节的有关论述上官仪典型宫体诗部分撤出，并入这一节。将原错置于第十四章“盛唐诗人”的第二小节“陈子昂与吴中四友”，也归位于这一章，列为第五小节。如此情况还有多处，由此看出，这些调整都是合理的、正确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而有关内容文字的改动，几乎每章节都有，但清朝部分变化最大，不仅增加了章节，字数也由初版时的五万余字，增加到八万多字，篇幅扩大了近一倍。 

    由于作者说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初步学习，思想及认识有了“提高”，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了反思，“关于文学史的某些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对某些地方的评论，又重新作了改评。如初版时，对墨子的评价是：“墨子是一个苦行的富有同情心的宗教家”改为“墨子是一个苦行的富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家”。虽看起来无关宏旨，但已显现出作者妥协的变化。对某些学术上的观点，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校正。关于名词的提法，也做了一些委婉的删改。然而，他那勃发的个性，仍然还是表露无遗。可是，苦心之作并没有得到权威的认可，反被批判为“人性论”，“评价标准的错误”，是一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书。

    时隔五年，作者又作了一次重新修订。由中华书局出版，称“新一版”。分上、中、下三卷，繁体竖排，大32开，褐色封面。发行时间依次为：上卷1962年8月出版，中卷1962年9月出版，下卷1963年7月出版，印数皆为14500册。全书共分三十二章，比“建国版”又增加了一章。三卷本按流水号顺序编码。首页为“重版前记”，第二页为“新序”，删除了“原序”。这次重版，正如作者在“重版前记”中所说：“通沟补漏，粉壁涂墙，增减家具，移动摆设，在旧的规模上略求平衡而已。”纵观全书，此版书变动最大。篇目上，第一是将“秦代文学”整章取消，直接并入“哲理散文”小节中。并按年代顺序，将其调置“屈原与楚辞”之前。第二，新增了重要的“清代的戏剧”一章，其中有“长生殿”、“桃花扇”、“昆曲”等小节。第三，将“清代的诗歌与词曲”一章，分成两个独立大章，一个是“清代的诗歌”，一个是“清代的词曲”。原来下设仅三个小节，现“清代的诗歌”一下增加了七个小节，“清代的词曲”增加了五个小节，时代延续至鸦片战争，当然，内容也扩充了不少。原来对清代诗人，只作简略介绍，大多没有作品举例，至此，不但加大了篇幅论述，并有了作品的分析。由原有的八万多字，增加到二十万字。

    至于小节的部分，也略有改动。除了文字修订外，第一章的开篇还增加了“文学的起源”一节，弥补了前书的不足。还将“附论一”、“附论二”直接改为二小节。“汉书与政论文”一节，在此将其分为“汉书”、“汉代的政论文”两小节。“元代的散曲”一章，则改为“元代的散曲与诗词”。新增了“元代的诗词”一小节。“明代的戏剧”一章，增加了“沈璟与吴江派”一节。“明代的小说”部分，继“三国演义”之后，增加了“其他讲史小说”一节。“清代文学”部分，在“桐城派的古文”之后，增加了“散文的新变”一节。另外还增加了“元杂剧的演出实况”、“明初的诗文”、“唐宋派与归有光”等小节。从这些变动的篇目上看，书的结构越来越完善，材料越来越丰富，内容也越来越充实了。具体到对人物、作品论述上，不但增加了遗漏的《吕氏春秋》、《国语》等著作，对一些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人物，前版书缺失介绍，至此“新一版”，也另开专文作了补充。如曹操、曹丕、陈琳、陆机、司空图、龚自珍、梁启超、康有为等等。有的人物介绍，仅采用上下过渡式的叙述方式，将其带出，缺少生平卒年，在此也纠正过来了。不仅增设了人物生卒年份，而且还以醒目黑体字置于篇首，便于读者翻阅、查找。只是对墨子的原有评价，却改为“墨翟是墨家的创始人”一句作结。对白居易的评价，“建国版”为“白居易是现实主义的战士，人道主义的诗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在此将其中“人道主义的诗人”一句删除。由此不难看出，作者显然已有所顾忌。甚至连他的富有特色的才情表述，也有了一定的收敛。

    随着材料的继续挖掘，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作者“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史料”，对书中不足之处，甚至舛误的地方，都作了重新修订。如“曹雪芹与红楼梦”一节，初版本将曹雪芹的生卒年代定为1717—1722年之间，卒于1763年。而“建国版”且定为“约生于1716左右，卒于1763年”。本次则修订为“约生于1715左右—1763年，既四十八九岁”，则采用了学术界讨论的最新观点。对曹雪芹卒年是“壬午除夕”和“癸未除夕”的两种说，则取信前者。再如“魏晋小说”一节，在新的材料支持下，几乎等于重写。其他还有许多，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但最后要说的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一版”多少带有一些政治取向，特别是对有碍的名词和提法，做了一定的删除。可是，虽有所制约，毕竟难掩才子的风采，尤其是在人物的评述上，不仅还保持着他飞扬的激情，率真的个性，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畅意发挥，才华尽露了。因此有人批评为：“略有唯物主义”的书。原计划，作者想把这部书扩容为四卷，起於上古，止於1949年，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至清代为止。

    至于文革期间的修订本，变化更大，可用“翻天覆地”一词来形容。作者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修正书中的唯心主义；以阶级斗争理论，区划人物历史的地位；以“儒法斗争”的程式，来阐释文学思潮的演变进程，结果，事后反遭许多口水，作者也深深自责。但处此旋流，实也是书生的无奈之举，在此毋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