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英是怎样看待知识分子的

    最近，商务印书馆新推的陈占彪先生的新著《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集中探讨了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即他们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以及在不同的“知识分子观”的指导下他们介入社会，参与社会的种种姿态。此书厚达七百余页，五十余万字，既有鲜活的个案剖析，又有抽象的理论提升，既有主观的热情，又有客观的冷静，所涉学科甚多。

挖掘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

    关于此书，我觉得有以下几点感想值得一谈。

    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用汗牛充栋、叠床架屋来形容亦不为过，尤其是关于鲁迅、胡适、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大家，人们更是耳熟能详，要谈出点新意，谈何容易，试看，今天的博士、硕士论文还有多少人去选择这样的大家去做研究？因此，要研究这些大家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而，并不是说这些大家从此就不必研究，从此再研究不出新意来。作者之所以“偏向虎山行”，在于他看准了一个研究的角度和对象，即他们这批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观”（即他们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此书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观”较为丰富地呈现出来。

    “知识分子观”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应当说是一个新鲜的尝试，比如，我们以往会说毛泽东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萨义德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士”（知识分子），但是，要问，五四精英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比如，他们如何是看待知识分子“出”与“入”的关系，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与介入社会的冲突，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的矛盾等问题。估计不经过细致的剖析和研究，要回答起来就不那么容易。

    这本书的最大成绩就是有意识地、系统地为我们勾勒、梳理、分析了五四精英对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各各不同的看法。这样我们就知道，鲁迅是怎样看知识分子的，胡适是怎样看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又是怎样看知识分子的，他们又是如何实践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又在何处等。

    研究这些人知识分子观的重要之处还在于，这批知识分子自己的行动和选择其实正是他们对他们所持的知识分子观的实践和表现，理解了他们的知识分子观，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新眼光诠释旧材料

    该书所选取的材料基本上算不是什么“独家秘本”、“新鲜材料”，但由于这些陈熟的材料经过“知识分子观”这一“眼光”的重新筛选后，就有了一层“全新的”意义和效果。

    在作者看来，体现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的材料无非有二，一曰“行为”（体现其知识分子观的生平行状），一曰“言论”（他们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文字材料）。对于前者，材料并不难。但对于后者，我们会感到材料很单薄。

    比如，一提起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论述，我们就会想到《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人相轻”》等篇目，但其实，鲁迅在杂文中与陈源、梁实秋、林语堂、胡适、徐志摩、朱光潜等人交锋时的姿态、立场、观点，他的小说《起死》中的庄子、《出关》中的老子、《在酒楼上》中的山茶花，散文诗《雪》中的腊梅，都是能体现其知识分子观的丰富材料。

    与鲁迅相比，胡适和郭沫若直接论述知识分子的文章几乎没有。但对胡适来说，他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可以从他与那些以他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如丁文江、翁文灏，吴景超等）的书信往来中，甚至他的学术性论文著作（如《说儒》、《中国哲学史》等）中获得。而对郭沫若来说，他对文化名人（如葛录亚、夏完淳、屈原等）的纪念文章，他的读书札记、学术著术、文学创作、甚至他当年所写的极为平庸的应景诗《百花齐放》，都可视为他的知识分子观的丰富材料。就以《百花齐放》来论，我们多年前也读过这些诗，但看过去也就忘了，觉得毫无价值，但作者却能从司空见惯的材料中解读出我们向来不关注的信息，这样，这些陈熟的材料在著作中往往能显示出全新的意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提出一些“独立不傍”的学术新论

    阅读此书，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写作中时时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注重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和当下意识（注重与当代语境形成对话），文中时见一些“独立不傍”的观点，这些观点常能与目前学界的一些研究和观点进行争鸣和商榷。

    比如，关于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鲁迅研究专家高旭东等人提出的恢复鲁迅的文学家身份去除意识形态化鲁迅（“革命家鲁迅”）的呼吁和论述，作者在“斗士鲁迅”中发出“鲁迅不是革命家吗？”的反问，他在论述中令人较信服地提出了鲁迅的“革命家”身份，指出今天对鲁迅的看法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过去我们将鲁迅“唯意识形态化”固然不可取，但如果不顾历史的真实，以今天时代和思想背景去将鲁迅“完全去意识形态化”同样是不可取的。又如，胡适先生终生提倡自由主义最为持久，最为有力，也被时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祖师爷”，作者指出恰恰是倡导自由主义最力的胡适先生终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号召知识分子去做“王的诤臣”，这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大凡将为某人戴一顶帽子的时候，必须警惕这有可能并不完全合适的风险。再如关于鲁迅从事学术活动的动因，作者做出了令人“扫兴”、但似乎又不无道理的论述，他认为在日本留学期间（1902年~1908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救国”，自日本回国到为《新青年》写文章期间（1909年~1918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消磨生命”，自教育部欠薪到去上海前（1920年~1927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吃饭”。学术之于鲁迅的意义，如果说“救国”我们似可接受，但你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消磨生命”和“吃饭”，我们能接受吗？读过相关章节后，我们似乎又很难反对作者的这一观点。类似的那些“独立不傍”的观点全书中还有很多，也打破了以往五四精英（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留给人们的头脑中的“刻板印象”，这使得他们在书稿中所呈现的“形象”与以往给人们的印象相比，会有所不同。

    这本书应当放置在中国思想史，而不是在中国文学史中来考量它的价值。在我看来，作者对鲁迅的评析，以“深”见长，对胡适的评析，以“史”见长，对郭沫若的评析，以“动态的审视”见长。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看似是本严肃的学术专著，但却有着一副不严肃的面孔，书中随处可见调侃语、口语、俏皮话、时尚话，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信手拉来，任意行文，而读者阅读时就会感到生动有趣，轻松好玩。